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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潮流高涨。
人们在教会会议、等级会议和帝国会议期间举办论坛，抨击的重心是买卖神职、赎罪券交易和随之而来的金钱流失。
德国在回绝贪婪的罗马教廷时，找到了一部分身份认同。
“自由万岁！”
这是乌尔里希·冯·胡腾写给路德的一封信的开头，他指的是脱离罗马的自由。
这个改革派用措辞出彩的抨击表达出许多人的想法，他的教诲播撒在这片被仔细耕耘过的土地上：授职权之争主要出现在德意志公国，公民和贵族与他们的主教争夺权力。
在德国之外，神职人员绝对不会这样深陷在世俗政治的纠缠中，并因而经常与世俗权力角逐。
一些出身于贵族支系的主教甚至修道院的院长都拥有对小国的统治权——这种悠久独特的历史前文已经有所提及。
在一些地区，教会持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市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摩擦在城市中也司空见惯。
他们就税收问题斡旋，争论教士神职的任命，或市议会是否可以设立学校。
神职人员很容易处处被人责骂。
改革前的德国已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而其他不得不向神职人员纳贡的国家，还感受不到这样涌动的暗潮。
西班牙教会已经“从上至下”
进行了改革，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路德。
比如，城市公社起义中几乎没有对教会进行批判，他们只单独提出取消宗教裁判所。
1511年一场轰动的争论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前的德国局势已经一触即发。
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Pfefferkorn），现在变成完完全全的基督徒，皈依了多明我会，他想要烧掉犹太人的书。
他遭到法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Reu，1455—1522）的反对，后者还编写过希伯来语的语法。
罗伊希林发问：如果不懂《圣经·旧约》的语言，如何实践基督教神学？如萨鲁塔蒂等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坚信在《塔木德》和卡巴拉中隐藏着古老的智慧。
他认为犹太人的经文是上帝的见证，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崇拜上帝。
他援引皮科·米兰多拉的话，说最能证明基督神性的科学就是魔法和卡巴拉。
当科隆审判官对这位人文主义者展开异端审判时，形势变得危险，但罗伊希林得到了德国人文主义精英的支持。
他们选择了反对狂热最锋利的武器：幽默。
1515年，他们发表了用蹩脚拉丁语写的虚构信件，并把普费弗科恩和在科隆担任教授的审判官冠为作者。
这些“蒙昧主义者”
把自己看成是“懒惰****的公鸡”
，喜欢饕餮大餐又爱酩酊大醉，为荒谬的神学辩论花费精力。
这场风波在宗教改革的风暴中渐渐平息，但它显示出，知识分子圈会迅速为反对僧侣、大学神学和“罗马”
做出反应。
对路德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印刷机，其让学者之间的争论演变为人民运动。
1520—1526年投放于市场的传单数以百万计，路德的通告也在不安的德国市民世界中找到了最早的读者群，他们是识字的中产阶级，还有熟知批判性争论的人文主义学者。
从一开始，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和追随者都全力以赴。
例如，匿名的“庄稼汉”
把一个淳朴的农民塑造成一个明智的圣经专家，与反对改革的方济各会修士托马斯·穆尔纳（ThomasMurner，1475—1537）进行争论。
穆尔纳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天才辩论家，他1522年发表了极具讽刺的《伟大的路德派傻瓜》用以反击。
这次争辩让我们看到，路德的反抗已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力量。
穆尔纳在标题《路德派打着“自由”
大旗的非法要求》一节中抨击路德教会无视一切人类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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