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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内心世界主观性的对话。
早在12世纪，人们就越来越多地讨论世俗问题。
对谈成为“西方”
的标志之一，比如与印度教文化就可以形成鲜明对比。
在相互作用中，人们逐渐观察到市民文化的形成。
一开始是法学家，后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阶层都发表意见。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群体的前身，他们后来在文艺复兴的历史中和前工业化的历史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受过教育的、经济上强大的市民阶级，他们要求获得政治发言权，有时候也得偿所愿。
古代思想的催化作用——我们不能简单把它看作一种“起因”
——对于拉丁欧洲的理性和知识的发展来说，怎么高估都不过时。
希腊人留下的批判性对话技巧的确激发了持续的疑问和质疑，塑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但对于重大突破来说，拉丁欧洲驯服远古巨人的计划更是至关重要。
人们开始拆除古老的圣殿，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亚里士多德等伟人身上辨认出一些错误和矛盾。
事实上一些别的“潮流”
对此也有贡献：船长的亲身经历，观察和系统实验，超出亚历山大港水平的数学知识，还有很多地方蓬勃发展的爱国主义，这些都是竞争的结果。
与此同时，爱国主义也让人们燃起雄心壮志，誓要超越雅典和罗马。
许多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平民联盟在欧洲各国飞速蔓延，其他地方根本无法相比——这些联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是英国议会——它们也让实验、讨论和出版变得更容易，它们让人们有更多可能去思考“不纯洁的事物”
。
法国哲学家奥默·塔隆（OmerTalon，约1510—1562）精辟地指出“西方”
精神丰富的多样性，以及它对古代遗产肆无忌惮的挖掘：“如果柏拉图的著作中有什么适合我、对我有用的东西，我就接受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花园里有什么好东西，我不会轻视它；如果亚里士多德提供更好的东西，我一并带走；如果埃利亚的芝诺的商品比亚里士多德的更畅销，我就离开亚氏并献身于芝诺；如果哲学商店里的一切都空洞无用，我就不会买任何东西。”
造就科学革命和工业化的各种因素可能有不同的重要性。
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变为现实，为创新提供无数机会，甚至民主思想也被接纳。
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实践提供了榜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西塞罗奠定了理论基础。
哲学话语对西方民主的起源到底有多重要，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观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指出，直接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随后又补充说：“尽管主导人类行为的是利益，但通过思想建立的世界观经常是这条轨道上的扳道工。”
想想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Jay）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中包含了一些令人神往的充满政治智慧的论文，这些文章帮助美国宪法和现代代议制民主铺平了道路——他们用“普布利乌斯”
的笔名发表。
这里指代的是普布利乌斯·瓦雷列乌斯·普布利库拉（PubliusValeriusPuplicola），李维之后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执政官，也是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
人文主义为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准备了丰厚的遗产。
人文主义向人们展示了活跃的和沉静的生活、善与真、特殊和普遍；把人们的目光从彼岸引到此世，让哲学成为生活艺术的老师。
人民掌权的模式在中世纪晚期也重新回到世上，而没有被驱逐。
在同一片理性的空间内不仅产生了公民社会，先前还诞生了民主理论——在欧洲和欧洲的殖民地美洲——一开始只出现在这里，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因此，如果把马基雅维利和其他前辈如布鲁尼或萨鲁塔蒂的推论都归结为一个传统，并不完全是错误的，而且从这个传统中还产生了英国和美国革命的思想世界，以及西式的现代民族国家。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党计划只是纸上谈兵。
如果真的实现，就像前面所说，它将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的建筑。
牧神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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