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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爱说：“后世儒者著书讲经，当然有追求名利的私意，然而主要的目的却在于阐明圣贤之道，而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名声。”
先生说：“以著书的方式来阐述经典，又是效仿谁呢？”
徐爱说：“效仿的是孔子通过删述《六经》来阐明圣贤之道。”
先生说：“那么王通仿作经书就不是效法孔子了吗？”
徐爱说：“著书阐述经典对于圣贤之道总会有所发扬，而仿作经书则只是在形迹上模仿，对于圣贤之道恐怕没有任何补正。”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贤之道，是使得道理返璞归真，见之于平常生活呢？还是用美艳的言辞哗众取宠呢？天下大乱的原因，就是由于空洞的言辞泛滥，而切实的行为却衰败了。
如果圣贤之道彰明于天下，孔子就不必删述《六经》了。
而孔子之所以如此做，实在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
自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演卦、周公作辞，中间阐释《易》的著述，如《连山》《归藏》等，数不胜数，可是《易》中的道理却变得混乱。
孔子发现世上崇尚文辞的风气日盛，知道《易》的学说将没有穷尽，故而采用文王、周公的学说加以阐发，并将之作为《易》之正宗。
从此，纷繁复杂的学说均被废弃，而天下阐述《易》的学说得以统一。
其余《五经》的情况，也是如此。
《尚书》从《典》《谟》之后，《诗》从《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这类浮夸的辞章，多达上千篇。
《礼经》《乐经》中关于事物以及规则的解释更是多到数不甚数。
孔子对此也都进行了删削、订正，然后奇谈怪说才得以废止。
像《尚书》《诗经》《礼经》《乐经》等典籍，孔子何曾在其中加过一句话？而现在《礼经》中的许多阐释，大都是后世的儒者穿凿附会所加，早已不是孔子所删定的版本了。
至于《春秋》，虽然都说是由孔子所作，但其实是鲁国史书中的一些旧的文献。
所谓‘笔’，也就是抄录旧文；所谓‘削’，就是删除繁杂。
都是有所删减但并无增加的。
孔子删述《六经》，是害怕繁杂的文辞惑乱天下，想要简易却很难做到，使天下之人务必去其繁文而求其实质，而不是用文辞来教化天下。
《春秋》以后，各种繁杂的文辞日益盛行，天下也就更加混乱。
秦始皇因焚书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固然是出于一己的私心，也确实不应该焚毁《六经》。
但如果当时秦始皇的目的在于彰明圣贤之道，把那些离经叛道的书籍统统焚毁，倒正合了孔子删述《六经》的用意。
自从秦汉以来，崇尚文辞的风气又日益盛行，要想根除这一风气恐怕不可能了。
只能效法孔子，选取那些与《六经》的道理接近的加以宣传表彰，这样其他异端邪说就会慢慢自行灭绝。
我不知道王通当时为何要仿作经书，却对这一事迹深有同感，认为即便圣人重生，也不会改变王通的做法。
天下没有治理好的原因，就在于文辞盛行而实行衰败。
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见解，新奇的观点竞相高下，眩惑人的耳目以得到名声。
而这只能混淆天下人的视听，使得天下靡乱相争、崇尚文辞，以求得在世上出名，却不再知道还有实事求是、返璞归真的做法。
这都是由那些著作阐述经典的人所开的风气。”
先生说：“《春秋》的微言大义如果必须要有《左传》才能明白，那就变成猜谜语了。
圣人为何要写这些晦涩难懂的文章呢？《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读《春秋》必须参考《左传》才能明白，那孔子又何苦要把鲁国史书删改成《春秋》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曾说过：‘《左传》就好比一个一个的案子，而《春秋》则是对案子的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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