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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给佛教的发展减少阻力，赞宁又提出“崇儒为佛事”
的说法，把儒教的地位放在佛教之中，这其中有明显的三教调和倾向。
可这也是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和社会压力下的一种权宜之策，也是一种护教的行为。
赞宁大师的佛儒互融、三教调和的理论乃是开了后世三教相融合思想的先河，此后智圆的《闲居编》，契嵩《辅教编》以及后世高僧在各自论著中所主张的三教融合思想，可以说是从赞宁这里发端的。
不过，儒释道三教融合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之所在，而佛教在与儒教互相碰撞、互相吸收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交互错杂关系。
佛教的慈悲济世、利益群生的菩萨情怀与儒家胸怀天下、入世治世的精神相互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枢部分。
赞宁大师倡言三教一致，融汇儒释两家，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许三教融合的理论并非赞宁首创，但赞宁在宋初排佛的环境下依然对佛教的发展有所推动，不能不说是因了“以王法为本”
、“崇儒为佛事”
的提出而获得当朝帝王的支持，才使得佛教在当时的夹缝中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赞宁大师除《宋高僧传》之外，还著有《大宋僧史略》、《鹫岭圣贤录》、《外学集》、《内典集》等书。
由于他言辞纵横而颇擅辩论，当时被人称为“律虎”
。
吴越王钱俶十分仰慕其风采、才学，赐号“明义宗文大师”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赞宁随同钱俶入朝，被宋太宗赐予紫袍以及“通惠大师”
的法号。
赞宁以85岁高龄圆寂之后，被葬于钱塘龙井坞。
宋徽宗时追加谥号为“圆明大师”
。
孤山智圆法师在《经通慧僧录影堂》一诗中表达了对赞宁的追思，读来令人颇为动情：“寂尔归真界，人间化已成；两朝钦至业，四海仰高名。
旧迹尚存在，遗编满京城；徘徊想前事，庭树跪鸦鸣。”
以诗论体闻名的北宋诗人王禹偶，对于佛教从不持有任何好感，但是对于赞宁大师却崇敬有加，经常以弟子的身份拜谒他。
在王禹偁的《小畜集》中就记载有他向赞宁呈送诗词的事情。
于此也可见出赞宁大师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
契嵩：调和佛儒备崇孝道
契嵩禅师（公元1007--1072年），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出生于藤津（即今广西藤县）。
在公元1045年前后，即庆历年间居于杭州灵隐寺。
在公元1051年前后，也就是皇祐年间，到当时的京都，向宋仁宗递交先后两次递交文章，其《辅教篇》就是为了阐明佛儒两家共通不相异的思想实质，以反驳欧阳修等人的排佛主张，这篇文章以及契嵩的胆识和学识，使满朝士大夫为之折服，甚至连宋仁宗也都赞叹不已，赐他明教大师的称号。
契嵩成名之后，并没有打算继续留在繁华的京城，安享宋仁宗给的优厚待遇，在拜别宋仁宗之后，他独自返回了南岳衡山，终日里闭关修道，“潜子”
这个号大抵就是此时取的。
契嵩尚未进京时，在灵隐寺著有《禅宗定祖图》和《传法正宗记》，厘定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谱系，并且还对《坛经》进行了较大的改编，后又撰写了《辅教编》，主要思想就是倡导儒释道三教融合，尤其在理论上阐述了儒教和佛教的一致性和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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