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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咸丰皇帝正被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六神无主，不料湘军异军突起，如此迅速地攻下武汉这个重镇。
消息传来，他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湘军的胜利使处于悲观失望之中的咸丰皇帝备受鼓舞，他看过捷报之后，立刻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并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
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
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他还眉飞色舞地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但是军机大臣祁离藻进言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
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咸丰皇帝听罢，默然变色，一时被胜利冲昏的头脑渐渐清醒过来，从此严奉祖训，再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
恰在此时，御史沈葆桢上一奏折，要求曾国藩乘胜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以便一鼓作气，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咸丰皇帝便乘机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令其率领水陆各军乘胜东下，迅速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
而湖北巡抚一职则由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江苏布政使陶恩培担任，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
转为“实授”
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刚收到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的谕旨时，曾国藩还推辞了一下，以掩饰自己的功名之心，免得由于丁忧期间立功受职而受到指责。
然而曾国藩的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就改变了主意，收回成命。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咸丰皇帝还自作聪明地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
接着又倒打一耙说：“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
著严行申饬。”
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湖督杨霈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没有得到地方实权，还受到严厉申饬，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
从这些事情上，曾国藩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也由此知道权力在带给人利益和名声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危险。
从此以后，他深怀警惧，处处谨慎，决心在危险重重的官场为自己预留转身的余地。
深谙官场竞争之道的曾国藩意识到清政府对自己的戒备和防范之后，面临着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希望为国尽忠，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急流勇退，保功全身。
因此，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立即裁撤了五万湘军，并让胞弟曾国荃回到原籍，以释清廷对自己兄弟的猜疑。
在镇压捻军时，清政府又对曾国藩加官晋爵，任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同时他还担任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重任，因此不可谓官不高、权不重。
对此，曾国藩心有忧惧，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
在这次上奏和日记中，曾国藩将自己急流勇退的心迹表露无遗。
由于年事已高，加上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之后，曾国藩希望能够从此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过上几天舒适安心的日子。
对于曾国藩这种急流勇退的心理，在他密不示人的日记和家书中有明显的体现。
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也说：“大约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
自古就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君臣只可同患难，不可同富贵。
所以，正值自己的权势日益膨胀的时候，曾国藩为自己预留了转身的余地。
也正是因为他使用了这一高明的策略，所以在险恶的官场中得以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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