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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地坚辞，可见他是懂得以怪制胜的，其实并不怪的人。
他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
一直到四十六岁，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得意，经历了仁宗、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讲学金陵，不与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
朝廷每欲俾于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
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盛。
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
舆论造得如此之足，竟被视他为“一世之伟人”
，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
。
如此极尽鼓蛊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制造得出来的吗？
治平四年（1067）正月，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
九月，又擢升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
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把他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
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
所以，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密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
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时机和什么样的皇帝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
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嘉祐三年（1058），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
结果，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
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
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
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
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他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
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
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
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馀”
，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
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
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
给西夏的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
番邦的银、茶、绢、帛、衣着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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