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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是真，眼见为实”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这些话语分析，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基本上是眼睛的事，耳朵的事，鼻子老先生，早就靠边站，成为摆设了。
再加之工业社会，环境污染，古人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话端的正确，在混浊的空气里，别说花不觉其香，连屁也是放和不放一个样。
不过，在当代中国，鼻子也曾经神气过几天的，那是在“文革”
当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期，鼻子们可出了一番风头。
至今，那还是很令造反英雄和革命小将们留恋和怀旧的日子。
思其时也，凡具有嗅觉特异功能，能挖出叛徒工贼特务间谍里通外国暗藏敌人者，无不立刻官擢三品，马上黄袍加身。
那时，我适发配在一边远省份的工地被监督着劳动，接受专政。
小单位不足百人，竟也派出十数拨，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外调，要用鼻子去嗅出我是敌人的证据。
那时的中国，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希望建一个水晶般纯净的革命天堂，据说在这个天堂里，没有一个是有污点的人，都像刚从澡塘子里，又搓背，又擦澡地出来，浑身干净得不亚于刚煺了毛的光猪一样。
一位派到北京、上海去查我的民工（因为外调必须党员，而派出的人数很多，正式职工中的党员，不敷差遣，只好起用民工中的党员），偷着跟我说，光为我所花掉的外调差旅费，所用掉的人民币，足够买几头牛。
他说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最开眼的，莫过于一是在北京下小馆，饭桌上摆着的油炸辣椒末，竟是可以随便舀来吃的；二是看到我的档案，足有三公斤重，里面什么都有，竟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装的。
这位民工最不愿意清队很快结束，老是把鼻子伸得很长，比匹诺曹长得多多，东闻闻，西嗅嗅，希望查到什么线索，好再派他出去外调。
因此，我常诘疑时下流行的怀旧情结，无悔青春，神往十年“黄金”
岁月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存有想白吃那油炸辣椒面的嫌疑？
当时，小将们和造反派，清队清红了眼，好一个查字了得。
不是这一半人在调查另一半人，就是另一半人在调查这一半人。
与我同关一牛棚的走资派，跟我哀叹，完了完了，整个中国，基本上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所以，像我这样明码标价的右派分子，更是要祖宗三代，五服之内，彻底翻箱倒柜，来个底朝上了。
假如谁有兴趣，统计一下当年我国这方面的开支，各省市县，各机构单位，各厂矿街道，统统加在一起，也怕是天文数字了。
若留下这笔钱来造三峡大坝，也不至于如今这般拮据，若用来给孩子们办学校，今天不会有希望工程这一说。
那位民工老乡，虽恨不能用鼻子挖地三尺，希望有所发现，但他并无恶意，只是想再获机会免费舀油泼辣子。
有些鼻子，就很不地道，这一点，连德国警犬，英国牧羊犬，西藏獒犬，阿拉伯驯犬，都甘拜下风。
狗鼻子虽然灵敏，但是不会存害人之心、怀噬人之意。
有一天，忽然从牛棚里押我出去批斗，冠我以反对中央文革领导的滔天罪行，当时，我魂都吓掉了。
即使我吃了豹子胆，心，有上梁山之志，敢萌落草之念，也不会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终于，我渐渐听明白了，真是教我欲哭无泪。
当年，也就是1957年，我的第一篇“反党”
、“反社会主义”
的小说《改选》发表后，时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的姚文元，曾经在《中国青年报》批判过我，这就成了我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该万死的公诉状。
其实那时，此公尚不成气候，有嗅觉，未通天，离发达还远，何况是他拿棍子敲我，我如何反对起他来。
但“文革”
十年，是一个不由分说，批斗了再说的时代，无论如何，他现在是中央首长。
中央首长十几年前就点名批判你，说明你是老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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