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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势。
1958年的中国人，恨不能一个晚上，就在神州大地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哪怕是常识上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甚至是超出科学极限的奇迹，也要一一地创造出来。
那本经郭沫若、周扬编定的满是豪言壮语的诗集，如今几乎不大被人提起，即使提起来，也有一点羞答答的感觉。
虽然，泡沫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可大呼隆的泡沫文学，则是早已有之的事，直到现在，也难断根，还有乐于此道者津津有味地搅肥皂沫。
但《我来了》这首民谣，你不能不承认，还是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大跃进时代的狂热色彩。
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即使是笑柄，这首诗也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今那些浮躁之作，邀宠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商业炒作之作，恐怕连当笑话的“光荣”
也说不上。
现在，已记不起当时何以一时心血**，展开这次浩浩****的全民诗歌运动，而居然成为政府行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敢想敢干的勇气。
当时，好像作为指标，每一个县团级单位，要出一个郭沫若。
任务下达后，我劳改所在的工程队，那位老工人出身的队长，把我叫去，此人说话直率，要我将功补过。
“你给我们弄一个郭沫若出来！”
我听了以后，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诗人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吗？正如时下长篇小说可以量身订做，命题作文，添加佐料，爆炒出锅一样，稍有文学常识者，都会感到滑稽突梯。
但戴罪之人，岂敢异议，也就奋力为之。
结果，虽造不出大诗人，但给工人老大哥代写了不少顺口溜，四六句，快板诗，一时间里，写诗成了我的正业。
于是，我得以脱产，专事诗歌生产的批发业务。
近年来，我偶尔还能写几句白涛式（王蒙语）的打油诗，恐怕是那一时期打下的基础。
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好笑，上班作诗，下班作诗，吃饭作诗，就差上厕所也要作诗了。
然而当时，大家都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每天电话向上级汇报，日产诗歌若干若干。
社会的狂热，一旦渲染开来，便形成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
这力量能够挟持着大多数混混沌沌者，搅进泛滥的浊流中去，而且，即使有头脑者，也不可能于赫赫扬扬的声势下，立刻就能弄清楚是非曲直的。
从《思痛录》中，我们知道韦先生也是后来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只发生在文艺界里。
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
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纯朴无邪的桃花源。”
在这部书的“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一章中，韦先生回忆道：“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
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
北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
’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多斤，顶高的才300斤。
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意的神色，‘这么低！
你们有没有一万斤的？’我没有说什么。
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韦先生哪里知道，参访者的耳朵想听的是神话，而不是真话。
这些来自北京作协的参观者，他们满心希望韦先生语出惊人，那是一个吹牛皮不上税的年代，说亩产量一万斤或十万斤，哄哄耳朵开心，有何不可？可她却不肯这样做，报出来这样小儿科的产量，自然要被参观者嗤之以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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