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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先生在《思痛录》里写道:“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导全登出来了。”
这就是那一年大放卫星的常规作法。
所以,作家菡子说钢笔都插不进,确非虚言,我还记得有照片为证,一个小孩坐在稻田里的庄稼上面而掉不下去,因此将上述一系列数字,看作是弥天大谎,也似乎不当。
谎言是草尖上的露滴,照例在太阳出来以后,就会消失。
可却能正儿八经、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登出来,你不得不信。
因此,这些与最基本、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相距得太离谱、太玄乎、太不可思议的高产卫星,只能看作是出于人们创造奇迹的浪漫主义,而设计出来的让耳朵听了以后高兴的小手段。
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几亩试验田的事,无伤大雅,也就没有遭到安徒生童话里那位皇帝,穿上那袭骗子的新衣后,招摇过世,而被一个小孩指出他光屁股的尴尬。
所以说1958年,是个充满神话的年头,更近乎那个膨化了的革命浪漫时代的真实。
这一切,要是追根寻底的话,都是耳朵的功能在起作用,有人要讲,正是有人爱听。
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彭斯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讲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偏见时,认为:“秘密就在耳朵里,耳朵既听它想听的,也听它希望听到的。”
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讲,得有人听;听,决定讲。
虽然古罗马的大演说家西塞罗,对着大海高声宣讲,但那是一种练习,如同京剧演员吊嗓子一样。
如果没有耳朵,任何一张嘴巴,都不会对着墙壁干讲的。
所以,耳朵比嘴巴更重要,没有耳朵,嘴巴便无用武之地。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相当负责的人写出文章来,鼓吹粮食增产是无止境的,连毛主席到徐水视察以后,也为粮食太多发愁。
他对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了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11亿斤(徐水县提出全年产粮12亿斤),你们全县31多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斤也行!
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多!
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引自《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
从这番“浮想联翩”
的谈话里,也不难看出这位诗人的浪漫精神。
作为领袖,希望老百姓吃得好些,吃得多些,馀下来的时间,可以做别的有益的事,这份真诚还是能够体会的。
但实际上,报纸上登出来的高产数字,全是嘴上功夫,真正落到实处,便成了镜花水月。
所以,到了这一年的冬季,还是他,在湖北武昌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
,反对浮夸,反对作假。
于是,那些吹破天的嘴巴闭拢了,这股热潮开始冷却下来。
在五官中,眼有神色,鼻有动作,嘴有声音,但耳朵是个奇怪的家伙,永远保持沉默。
除了到高老庄作乘龙快婿的猪八戒先生,能摇晃那双蒲扇般大的耳朵,表示出快乐无比的心情外,耳朵本身,是很难看出喜欢听或不喜欢听的任何蛛丝马迹。
因此,揣摩耳朵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然后,满足耳朵爱听的,从而能牢牢地把握住这双耳朵,便是历来做下属者对上司的一门顶尖学问。
在这方面,侍候过唐代后期敬宗、文宗、武宗的大内总管仇士良,可算一位佼佼者。
他在宫廷斗争中,总是处于胜算的上风,他的敌手们始终也未能扳倒他,就是他这张嘴巴,对于皇帝的耳朵,十分管用。
但年岁不饶人,到了不允许他再玩政治游戏的年纪,便求一个告老还乡。
虽然权力这东西很**人,可是他扶起来的武宗,翅膀硬了,未必会再买他的账,与其到那时落个身败名裂,玩火者有几个不被火燎着的呢,还不如趁皇帝未翻脸前,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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