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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过他程度不同的润饰增删，最后，神仙也分不清每一篇之由来、之所本，这就是大师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
台湾作家苏雪林说过：“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要老幼咸宜，雅俗共赏。
像《今古奇观》那部短篇小说，除二三篇艺术水准略差外，其余各篇，俗人读固觉有味，雅士读也觉有味，少时读是一种境界，中年读境界便进一层，老时读，境界更深一层。
这便是耐读，耐读的作品，当然是好。
《今古奇观》之所以好，是由于文人作家冯梦龙曾将其大加改作的缘故。”
其实，仅仅从阅读角度来肯定冯梦龙的作品，是不够的。
应该看到，《三言》的出现，是中国白话小说由口头传述到文字表现，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分水岭，而小说，作为一门艺术，也是从《三言》起，在审美追求上才有了实质的进步。
人物描写从粗略化到细腻化，故事情节从传奇化到现实化，语言表达从粗鄙化到文采化，章回结构从随意化到严整化……，这一切，将冯梦龙看成一位通俗文学家，而忽略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显然是不公正的。
由于冯梦龙，小说从天上回到人间，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子虚乌有的神话世界回到身边和周遭的生活中来，市民阶层中的极其普通的人物形象，卖油郎，杜十娘，蒋兴哥，灌园叟，才能在小说中登堂入室。
因此，他的作品，不但奠定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写实主义传统，更奠定了文学创作中最宝贵的平民精神。
因此，他为中国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
，“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
这种讲史传统，是和我们这个民族容易沉湎于往事的国民性相关连的。
我们大家都读过的，南宋陆游的那首小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我们看到了露天晚会那熙熙攘攘的盛况，也看到了说书人将抛弃发妻的蔡中郎串演得如何有声有色。
这个蔡中郎，据说为后汉末年的蔡邕，其实倒是冤枉了这位大学问家，他与那个第三者插足的家伙毫无狗屁关系。
但赵家庄村民，曲终人散，月牙高挂，还在谈论一千年前的这个故事，意犹未尽。
可见这种偏爱往回看的受众意向，是中国读者的痼疾。
英雄气短，美人迟暮，可从前代的衰颓中找到慰藉；春风得意，衣锦还乡，马上生出名垂青史的自负；老百姓看帝王之大卸八块，贵族之扫地出门，淋漓痛快而不亦乐乎；权贵们视江山之朝秦暮楚，朝廷之瞬息万变，殷鉴不远而赶紧捞取。
黄钟大吕般的盛世华章，向隅而泣的末代哀音，振奋也罢，伤感也罢，对这个读《三国》，替古人掉泪的民族来讲，是永远的热门。
因此，在这样一个总体氛围下，15世纪的这场小说改革，那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冯梦龙在他深入地头田间、桑林茶园，从农夫牧竖、老妪乡姑那里搜集“民间性情之响”
的歌谣曲调时，自然也在了解这些最基本的读者或听众，对于讲史类话本小说的倾情所在，说到底就是故事二字。
陆游诗中那个赵家庄的村民，所以沉醉于盲人的鼓书中，是被蔡中郎的故事深深吸引。
而历史小说，无一不是由密集的浓缩的色彩强烈的跌宕起伏的故事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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