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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谔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开展文化批判，也并非绝对的无的放矢。
当其时也，文学之矫情造作，华而不实，玄虚无物，夸浮伪饰，已成文人笔下的痼疾，也实在令人摇头。
与他同朝做官的学者颜之推，此人先在南梁为仕，后在北齐做官，最终在隋朝任太子学士，可谓见多识广，他在他的著作《家训》中，讲到南北朝时的文风时，也是嗟叹不已，很不赞成的。
他举例说：“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撇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
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
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妇人所容，何况行路！
’至死不觉。”
“有一士族，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为饵者，递共吹嘘。”
因此，颜之推说：“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
问一言辄数百，责其所归，或无要会。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
’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
买一条驴的字契，写满了三大张纸，还没有提到一个驴字，若放在今日文坛，各式新潮评论家不赐以这位博士超现实主义大师的桂冠才怪。
而从举例中所说的“虚相赞说”
、“招延声誉”
、“交诸名士”
、“递共吹嘘”
来看，与时下常见的有偿评论，受雇吹捧，收费叫好，红包文章等等手法，如出一辙。
事隔千年，似乎历史被定格了一样，也真令人扼腕。
看来，文学虽然进步，但作家们求名自售时的不择手段与无耻无赖，甚至愈到后来愈下作。
但这一切的堕落，与魏之三祖，和以他们为代表的魏晋文学无关，他们并不应负南北朝文风颓靡之责，这是李谔错误的判断。
任何事物，包括文学的潮流，哪怕具有极好的开始，也会因缘时会，而产生出完全背离初意的后果。
新时期文学的性描写泛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规律似乎是这样的：第一个作家刚刚才写到女人的脸，第二个作家就会写女人的胸，第三个一定来不及地写女人的性器官，他还未落笔，第四个勇敢者写**的作品就会在地摊上出现。
甚至有个老作家也忽然不甘寂寞，竟学起满清遗老辜鸿铭先生，大写女人的秀足，看来不仅弗洛依德，而且与辜先生同具嗜莲之癖，也算无独有偶了。
文学潮流的变化，常常是每况愈下，虎头而蛇尾的，总是把路越走越狭，倘不弹尽粮绝，无以为继，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彻底完蛋，这是始作俑者所想象不及的。
就看看新时期文学以来，举起多少旗号，打出多少招牌，最后一蟹不如一蟹，全部偃旗息鼓告终。
所以，魏晋文学的一代风流，与李谔所指的江左宋齐梁陈的颓废浮艳，已是不相干的两回事了。
但李谔振振有词于大江南北的“体尚轻薄”
之风，也不是绝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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