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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
李敬泽编这部小说选集时，挑来挑去，“文革十年”
，无可选，前十七年，除了右派写的大毒草外，基本也无可选，不禁感慨嗟叹再三。
这一点也不奇怪，政治运动一起，实际是给小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于是，打扮得衣冠楚楚的无聊草包，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的蠢货，得以拿起铁□去砸碎他们所嫉恨的一个个雕像的头。
头都掉了，还有小说吗？
按照这种规律，我想，即使我不写《改选》，也在劫难逃。
于是，我也就不悔这一次文学的选择。
说到这里，还真得感激道怡君，他没有把无名之辈的我的一篇来稿，不屑一顾地撇在一边。
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约我到编辑部去谈谈，现在，那座小院已经**平，只留下一棵槐树，算是这段文字之交的见证。
我不想用伯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那实际等于变相地认为自己是千里马的吹嘘。
我远非千里马，但也不是一匹驽马，这一点自信，确实来自崔道怡的第一声肯定，他这一声好，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编辑，文学的助产士，这是值得尊敬的行业！
那时我二十七岁，写出被误以为一位老作家化名的作品，写出“隐含的敌意”
，写出“恶毒”
，这在当时是吓得死人的罪名，今天来看，其实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褒美。
崔道怡的鉴赏力，和他推出作者的不遗余力，加之李清泉老师，秦兆阳老师的器识，敢将一无名作者的作品，放在当年七月份改版革新号的头条位置刊出，所给予我的这份文学信心，是我当了二十二年右派而没有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道怡，谢谢啦！
我很幸运，在我文学途程上，碰到的全都是些非常尽职的优秀编辑。
一个作者，遇到一位赏识自己的编辑，可算一段缘分。
无论是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岁月里的如琢如磨，相互砥砺，还是在或疏或密的文网下的风险共担，相濡以沫，编辑和作者所结成的文字之交，弥足珍贵。
我的每一篇由原稿变成铅字的作品中，都融有编辑或多或少的心血，绝不因署的是我的名字，而抹煞他她们的功劳。
十几年前，一家杂志约我写过《我与编辑》这样的专栏，第一篇我就写了道怡君，因为他在我的文学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
接下来，还打算写其他做过我责编，和并未编过我稿子的几位我从心里感佩的编辑，谁知写道怡的《我与编辑之一》刊发以后，杂志不再来催，也就没再接续下来。
我记得，当我提笔写《我与编辑之一》时，是从那推拭不开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摆渡的情景写起。
那时，我还未使用电脑，否则我就把原文调过来了。
南方地区的冬天，飘洒着那种无声的冷雨，我站在河边，招呼对岸的船家载我过去。
打成右派以后，我就被发配到工地劳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吃遍了所有的苦头，有些中国人，别看他文化低，在折腾无反抗能力的人方面，不但表现得有心计，而且歹毒。
譬如，准许我回家探亲，却不可以在家过年，于是，大年夜，山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我这样一个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赶路，因为规定必须在大年初一前归队销假。
后来，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也是一个外出的人犯，拼命赶回监狱，不敢有误的故事，斯情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细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放映室的座椅里，不禁潸然泪下。
横竖谁也不会注意我，便任着那泪水流下来，连衣领都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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