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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选》带来的吗？其实未必，许多没写“恶毒”
小说的人，不也一劫不复了吗？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为历史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天也不能唤醒那些整人狂们半点忏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经故去了，文坛也稍稍安生一些。
按说，讲死人的坏话，已无必要，更不道德。
但他发明的“娘打儿子”
的谬论，流毒甚广，实在是误人不浅的。
因为他的论点，实际上给那些手上沾着右派血泪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援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恶行的鼓励和肯定。
而这谬误的论点，在讨好中所宣扬的“臣罪当诛兮”
的哲学，所倡导的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标榜的以夹紧尾巴为荣的狗态，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为非作恶，来折磨知识分子了。
所以“娘打儿子”
谬论不随他死而死，一遇机会，这些整人者仍会振振有词地，理直气壮地举着棍棒，扑将过来，因为你说了，我是娘！
一个人被打了，还高喊打得好，打得应该，打得我好高兴，好快活，那么此人不是神经病，也是白痴。
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甘心作他的奴隶，也许无可指责，但做了奴隶，还宣扬奴隶哲学，还动员别人也俯首帖耳地当奴隶，那就十分地可恶了。
李清泉老师在一篇文章里，谈起过《改选》的事，“刚刚处女作问世，该算一喜吧。
可是立即被置于死地了。
他是二十才过头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吗？能支撑得住吗？”
因此，他说：“我每每对他歉疚于怀。”
道怡君在去年《时代文学》发表的关于我的长文里，也有这样的表示。
其实，不必如此记挂在怀的，不是发表了我的《改选》，使我倒霉，而是我们自身的软弱，不敢抗争，才助长或纵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为地糟蹋知识分子整体，我不过没有侥幸例外而已。
再加上这班高唱“娘打儿子”
者助纣为虐式的示范，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过来的板子，还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诚悦服，惬意舒服。
于是，我要渡过这条夜雨闬闬的河，我要在零点以前到达工地。
叫了好一会，那位在屋里围着炭盘，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饭的摆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着马灯走出门来。
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这人烟稀绝的山区里，还有谁会不在家团圆？
我挥舞着手电筒，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来了，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条渡船，解开缆绳，顺着铁索，扳动搅棍，慢慢地过到河这边来。
那条雨中的船影，渐渐靠近，搅棍的轧轧声，愈来愈响，高兴的心情自是不必说的了。
过了河，再走上个把小时，山脚下，也就是工地。
所以，见了这位摆渡人，不由得格外亲切。
“麻烦你啦！”
我一个劲地抱歉，为这年三十晚上也不能使他休息的打扰，真是不好意思。
“快上船吧！”
现在回忆起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骨头，那样缺乏钙质，也真是汗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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