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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观察，朱镜宙居士是属于传统佛教的一派，他的观念里，认为出家人还是应该保留苦行僧的形象；和台中佛教莲社李炳南居士等人类似，他们并不希望僧侣走向社会，而是留在山中寺院自修自了，也就是所谓的“为僧祇宜山中住，人间社会不相宜”
。
其实，佛法要在大众中求，连佛陀都说他在众中；僧团就是一个“众”
，要在众中才能成佛，离开了群众哪里有佛呢？所以后来我到宜兰主持宜兰念佛会，为了让道场里不是只有几位老公公、老婆婆在那里专修念佛，我成立了弘法团、学生会、文艺班、歌咏队等。
当时我引导青年人唱佛歌，宜兰中学的杨勇溥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
我写好歌词，他为我谱曲，如《西方》、《钟声》、《弘法者之歌》等，就是在那时候完成的。
他除了谱曲以外，也教唱，而我则只是替来唱歌的年轻学生们搬凳子、张罗歌谱罢了。
那时候因为生活穷困，我对杨勇溥老师，几乎是连倒一杯茶请他喝都很为难。
所以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要推展佛法，只有靠着青年人对唱歌的爱好了。
当时我甚至于在念佛共修结束后，也都是用一曲佛歌作为圆满。
在台北的朱镜宙居士听到这种情况，深不以为然，认为我败坏佛教，对我满怀嗔心，甚至要把我除之而后快，这也可见朱居士信佛的性情之刚烈了。
但是每当有人告诉我这许多朱居士的有关看法时，我一点儿都不介意。
事实上，我和他在台北会面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表示不满、反对，我们还是客客气气地对待彼此，更是经常天南地北地谈话。
朱居士创办的台湾印经处，我也是他们的重要主顾之一，无论我行脚到哪里、弘法到哪里，都会介绍大家向台湾印经处请购佛书。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广告，也没有传真，更没有网络，一切的东西要推行，只有靠口耳相传。
为了台湾印经处，我特地在宜兰念佛会设立一个分处，摆放一个橱柜，里面专门陈列台湾印经处印行的书籍。
所有书籍，都是我背回宜兰的；因为不值几个钱，所以我就拜托当地的一位老尼师，我说：“妙观师，请你代为看管这个橱柜，如果有人买书，卖了的钱就是你的。”
多少年间，从我这个橱柜里卖出的书，全部所得都是交给她，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毛钱。
现在想想，我这个人还真奇妙，我自己不也没有钱吗？为什么卖了书的钱不要？我想，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自己不贪。
台中佛教三老：右起蔡念生、李炳南、朱镜宙（于凌波提供）
后来我在台北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还是以专门流通佛教文化书籍为主；台湾印经处的书，当然也是我服务、推介的重要对象。
这一切的一切，朱镜宙居士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替他工作的周春熙应该非常了解，因为我向台湾印经处，一百本、两百本地订购，都是周春熙居士为我包装的。
过去朱居士在世时，我们无暇谈论于此，今天为文至此，不禁要和朱居士报告一声：你我虽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是为了佛法，我们还是殊途同归啊！
朱居士在中青年的时代办过许多杂志、报纸，在文化宣扬上有许多的贡献。
来台后，他已经逐渐进入中老年时代，这时他转而弘扬佛法，态度非常认真。
据闻他曾在厦门大学担任过教授，但是他的浙江口音实在不敢恭维，比蒋介石先生的浙江话还不容易听得懂。
另外，听说他初到台湾时，也在观音山闭关过，晚年时在台中正觉寺居住；他为佛教宣扬，佛教也照顾了他，这应该是信者、受者，各有所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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