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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三〇年前后，栖霞山的若舜老和尚，以及泰州的霭亭长老，他们到香港弘法，从此香港的佛教便开始活跃了起来。
若舜长老继宗仰上人之后，为了栖霞山的建设到香港募捐，得到东莲觉苑莲觉居士的支持，后来在香港九龙塘还建了鹿野苑道场，成为栖霞山的下院。
霭亭法师是泰州人，他善说法要，有了他们驻锡弘法，一时香港佛教就不再只是从事经忏佛事，而是能够真正发挥弘法利生的度众功能了。
尤其在抗战期间，对于逃难的军民给予救济、帮助，功不可没。
若说香港佛教对抗日有很大的贡献，一点也不为过。
中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又起内战，之后人事往来就复杂多了。
先是一些国民党的干部借道香港奔逃到台湾，后来不能到台湾的人在香港就成了“自由民主”
人士，一些比较普通的军民，则投身在调景岭的难民营里。
我在一九四九年到了台湾，因为人生地不熟，一时没有办法居留，就写信到香港栖霞山的下院鹿野苑求援。
据说在香港的栖霞山同门接信后，也很慷慨地表示说：“我们能到香港来，不能不感谢栖霞山住持志开上人的成就，现在他仅有的一个弟子落难在台湾，我们照理应该出面帮助他到香港。”
于是大家共同筹措了三百元港币，托人带到台湾，要让我当路费到香港去。
但不幸我那时已被国民党逮捕，关在桃园的拘留所，与一百多个出家人一起等待最后的宣判。
后来，所幸经过一些佛教护法大力奔走，总算把我们救了出来。
可是这时从香港带钱来的人，因为没能联络到我而回香港去了。
就这样，我在台湾盘桓了一些时日后，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帮我报户口，如此在台湾有了合法居住的身份，也就从此打消去香港的念头了。
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有机会代表“中国佛教会”
访问香港，这时当然非常高兴能够趁此机会去看看香港这个久已闻名的地方，我除了想要了解这里的佛教概况，尤其急于到东莲觉苑和鹿野苑去看看，因为这里是当初师祖、得戒和尚他们弘法的道场。
我在香港访问七天，最是感谢觉光法师给予我的接待，他是香港佛教联合会的会长，承他好意安排我挂单在他的正觉莲社，虽然因为行程很紧，我们不能多所深谈，但他的殷殷厚意，令我感动不已。
七天的行程里，我们分别访问了医院、学校、老人院、图书馆等，我觉得香港佛教的社会事业做得非常成功，不禁想到，大陆佛教如果也能照这样发展，不是很有前途、很为社会尊重吗？
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消灾祈福大悲忏法会（佛香讲堂提供，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说到香港佛教，我把香港佛教分成几个时期，第一就是最早由广东来了一些香花和尚，他们只从事经忏佛事的时期；第二就是江苏长老若舜老和尚、霭亭法师、明畅和尚他们在香港弘法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国共战争，大陆僧侣齐来香港的群僧聚会时期了。
国共内战后到香港的法师，如太沧（金山寺方丈）、证莲（常州天宁寺的退居老和尚）、印顺（佛教的论师、学者）等。
其他还有年轻一代的，如演培、海仁、仁俊、月基、佛声等，他们也在急急忙忙地找寻各自的出路，所以这下子香港的佛教可就热闹无比了。
不过经过了一段时日的发展，到了后来江苏佛教因为僧信等没有把自身的岗位站好而流入世俗，所以香港佛教一下子就由江苏僧人领导而到东北大德来此坐镇了。
当时在香港享有很高名气声望的“东北三老”
，即倓虚、乐果、筏可，他们的弟子如觉光、洗尘、永惺、大光、圣怀、宏量、应成、融灵等，也都纷纷到香港弘法，所以香港佛教一下子就改由东北大德来主持了。
东北的佛教其时虽然在香港掌握了主流的弘法地位，但事实上香港佛教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信徒的服务、文化的推动、经教的宣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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