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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同”
这个出自《礼记·礼运》中的词包含了中国编年史上最古老的乌托邦社会的观念，柏拉图的《共和国》则为我们提供了欧洲传统中最古老的乌托邦范例。
虽然柏拉图的文章要长一百倍，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相似之处。
比如两者都注重对理想王国的领导人的挑选。
柏拉图将他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哲人王身上，因为苏格拉底也认为那些最不愿意进入统治层的人是最适合治理国家的。
而中国式的对理想国的想象也是“选贤举能”
，以确保社会乌托邦的法律制定。
在《礼记》的例子中，被提倡的社会美德是古代的美德，虽然这种美德也延伸至超出家庭和家族的范围，采取一种集体性礼仪的形式[2]。
柏拉图则对正义的界定的讨论非常关注[3]。
但总的来看，柏拉图与《礼记》的作者都或多或少在细节上勾画出了一个世界，一个王国和一种社会氛围，它们的统治原则同那个时代的乌托邦时代精神有强烈的共鸣，而且确实，所有未来的世纪都将继续向我们提供这些原则。
我们将几个明显的中国领域的乌托邦梦想的例子和相应的欧洲的例子相比较，便发现了相同之处，也发现了相当大的不同之处。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虽然也考虑到了治理的明确的原则，但它主要考虑的还是具体的措施和礼节上的得体，以使社会契约能健康发展。
有时，这必须从一个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混乱的世界中逃离，如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那样。
那里面写道，在秦汉王朝的动乱时期，逃亡者发现，从一片桃树林后面进入山中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有时，则就住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就像《老子》第80章所描述的“小国”
的臣民们一样。
他们那里人口稀少，他们虽然拥有相当数量的用具和武器，船只和航行图表，但从不拿来使用，因为怕用生命冒险而从不离家太远。
他们注重的是食物的香甜，服饰的漂亮，住宅内的舒适，并对他们的这种民风感到欢乐。
由于这种怀旧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甚至令人想起“原始共产主义”
），中国式的好世界的想象同欧洲的乌托邦区分开来了。
它更多地属于一种社会秩序乌托邦，也就是关于社会的理想化构成、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的想象。
而柏拉图的乌托邦社会观念已经是非常专注于政治治理的问题了——注意！
这种治理是对于自由人来说的，奴隶和妇女不在哲学的计算之列——虽然托马斯·莫尔（参看《乌托邦》[4]）和弗朗西斯·培根（参看《新大西洋国》[5]）内心十分关心人的自由和人性的实现，但他们在设定人与人的合作与调解的预想中的状态时，却用一种非常严格的议事日程去限制国民的行为。
在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居民们甚至被要求穿制服，以表明他们的平等[6]。
为了对人类渴望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这些幻想给出一个粗略的版本，我也研究过一点乌托邦的洲际编年史。
我的研究包括了几个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都是男性），为的是将残雪作品中的乌托邦元素同这些经典文本做出对比。
这些早期描绘的和谐社会共同体的最明显的共同特征之一，便是它们对于外界，即另一个世界的排除。
它们在构成上全都像大大小小的国家，没有外交政策，更正确地说是没有针对外国的政策。
在《老子》第80章里，外面的世界确实被人们看作实在有形的，但虽然你能听到最近的“外面”
村庄里传出家禽的咯咯声和狗的吠叫声，“里面”
的人们却窝在家里，从不渴望去那里看看。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残雪作品中的乌托邦，这无地址、无处所在的处所，是由叙事的冲力从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为其特征的。
她的《从未描述过的梦境》[7]并未构成任何凭空虚构的、相应地设防的、有理论地位的、注定为幸福的王国。
残雪境界中的乌托邦，不如说意味着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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