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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的马相伯先生借给蔡元培内务司办公楼的三间屋子，蔡元培的教育部这才开了张。
有一天，总统府通知去领教育部的办公大印，教育部人手少，连跑腿的杂役也派不出，当了总长的蔡元培也不管什么身份，自己挟了块白布，坐着人力车去总统府领了大印，用布包着带回教育部。
这一切困难也挡不住蔡元培“创业”
的热情。
由于新政府建立，所有与新政府有关的人纷纷跑来，找关系托人情，想谋个一官半职。
蔡元培北上迎袁期间，教育部的次长景耀月代理部务，他私自开列了七八十人的名单，分别冠以司长、科长、秘书的职务，报请总统府颁发委任状。
名单上的人多和他有私交，但是跟教育行当没什么关系。
蔡元培回来后，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
他耐心地同景耀月讲，这样做的话，真正的教育专家就被排斥在教育部外了。
而且如果下一任部长对这些人事不满意，一概革除，反而让这些人难堪。
蔡元培入情入理地做了一番工作之后，总统府又将这批委任状退还了教育部。
随后，蔡元培规定教育部中除教育总长、次长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他人员一律称部员，也就是普通办事人员，不委任官职。
他还完全杜绝教育部出现冗员的现象，上至部长下至书记员，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全部人员加起来共三十多个人，每人每月薪水一律30元。
这使教育部成了南京民国临时政府中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
这种作风还被蔡元培一直带到了后来迁址到北京的教育部。
1912年4月26日，新的教育部接手原清廷的学部，蔡元培给部员们讲了一番话：“前清办学之种种靡费，其细情不外奢、纵二字……国家无论如何支绌，教育费万难减少。
无已，惟有力行节俭，以为全国倡。”
费用可以节省，人才不能节省。
能给国家教育事业出力的人才和同志，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
鲁迅、许寿裳等人就是这在这一背景下进入教育部工作的，还有蔡元培往日的革命同志如蒋维乔、钟观光，留德同学如俞大纯等。
有一个年仅23岁的陌生青年，叫王云五（1888—1979，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力陈如何办好民国高等教育。
蔡元培细阅之下，觉得信中的意见很中肯，力邀王云五到教育部兼职，两人从此缔结了近30年的忘年深交。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一天，蔡元培在报上看到《孔学商榷》一文，看后很是欣赏，一打听，写文章的这个叫胡玉缙的作者是清末学部的部员，蔡元培也邀请他到教育部工作。
此外，蔡元培力邀非同盟会派系的共和党人、教育家范源濂做了教育部的次长。
他两次登门，诚恳地对范源濂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
听说你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你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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