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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逻辑。
这个时候乡绅还不叫乡绅，地方自治的权力掌握在豪强手里。
豪强士族们也是以家族为单位抱在一起，他们掌握的土地越多，家族越鼎盛，在地方自治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因而逐渐架空了中央。
和明清乡绅不同的是，豪强士族不仅可以依靠宗族、伦理、文化治理基层，能通过察举制进入仕途，获得政治权利，还能在治理范围内修建坞堡，拥有地方军事权。
这样集宗族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地方结构，本就是极度不正常的。
中国封建王朝政治权利博弈的主线有两个，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中央和地方的斗争。
皇相斗争属于中央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什么设议事协商机构、以小制大、以近制远、宦官外戚、废除丞相制度等等，都是皇帝和大臣们争夺政治权力的结果。
但中央和地方的斗争，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势力的斗争，关乎政令是否通达、地方是否稳定、是否有武装发动政变的概率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豪强乡绅自治，隐瞒税务人口，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地方武装势力膨胀，形成割据。
东汉末年诸侯并立、唐末的节度使、明朝的江南士绅集团等，都是地方抵抗中央的表现。
现在来看，东汉末年战火纷乱，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豪强势力急剧膨胀，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士族”
，但是还没有到垄断社会一切资源的“门阀”
的地步。
荆州相对安逸，县政府对地方的管控力还没有脱节太多。
地方势力过得滋润，也没有造反抵抗的动力，顶多就是藏藏人口，少交点税，官府来人查田亩的时候不配合之类，倒是没有带来太大的麻烦。
相比较来说，扬州那边的地方豪强势力比荆州强硬得多。
孙权上位为了巩固局势，把军事权力正式下放给了地方豪族，军队实行部曲制，豪族带着自己拉出的族人、佃户、山里抓来的山越人来到孙权手下当军事统帅，打得好就给你更多权力，打不好把部曲都打残了我也没办法，回家种地去吧。
扬州豪强都有自己正儿八经的军队体系，打仗的时候跟随孙权出征，不打仗的时候就窝在家里兼并土地、垄断官职，更是快哉快哉。
刘表上任，重用蔡家、蒯家等豪强士族的同时，保持住了最后的底线。
你可以当大将军，军事权归你调动，但不能把荆州的兵都变成你的囊中之物。
同时他大搞制衡，得让这些士族相互斗起来，不能让他们利益完全一致，大族们站在一起团结相拥，倒霉的是谁就不好说了。
而且刘表单骑入荆州的时候，已经处理掉了一大批豪强势力。
他采纳蒯良的建议，邀请整个荆州势力最大的五十五个豪强参加宴会，在门外埋伏刀斧手，豪强们落座吃饭的时候被刘表下令砍死，自此荆州的小型地方豪强势力大减。
他又重用襄阳的大士族蔡家和蒯家平定动乱，这个过程中蔡蒯势力迅速膨胀，裹挟了刘表的政权。
所以荆州情况其实并不算坏。
如果把荆州比做一个小朝廷，那么现在刘表代表的皇权被襄阳士族代表的相权压制得死死的，但是地方小型豪强不多，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没那么失灵。
这些在刘表手下任职的大姓豪族，既属于相权，又属于地方势力。
由于主权和治权相分离的封建王朝治理关系，这些人也意识不到自己身份的矛盾性和二重性。
你属于中央政府的相权，就要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属于地方势力，就有脱离中央控制的趋向。
要是一个势力既属于强大的中央又属于强大的地方，那么毋庸置疑，这是个地方自治的割据势力。
蔡蒯家族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们正在做的，是瓜分荆州，像刘表在东汉土地上割据一样，成为在刘表土地上割据的一支强大势力。
不过后面面对曹操这样的强敌，审时度势的襄阳士族立刻放弃了在刘表政权的地位，投降曹操，选择保留了地方豪强的身份。
高式现在想的，就是借着皇权打压相权、刘表对付襄阳士族的幌子，制订一套新的能压住地方势力的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把地方坐大的畸形趋势扭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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