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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就很难做出独创性较强的工作。
谭其骧先生当年指导博士生，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而题目确定后，是机械地完成任务了事，还是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将自己带入到研究者的角色，这中间的结果差天远地远。
志平从一名生手，到积极参加科举学界的学术活动，并自主地做出一些后续研究，这种工作态度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
当初我意识到学额问题的重要时，对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学术上相当于一种假设。
现在这一假设通过本书已得到初步验证，在此无须赘言。
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疆域如此广阔，各地社会文化状况千差万别，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地域的运作效果绝不可能等同，希望将来能有其他地域的同类研究成果出现，以期得出更全面的结论。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期望。
近年来，我常痛切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一个与传统偏离相当大的方向，在这过程中，基本上就是“文”
的东西越来越少。
以致有些人将今证古，以为在古代已然如此。
其实不然，我们中国本是一个有“文”
化的国家。
不管做什么，我们都要有所讲究——要有说法、有依据，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说得漂亮。
这就导致事实与表达往往形成不同的系统，在制度文化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唐代的行政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州县制，只在玄宗天宝（742—756）至肃宗至德（756—758）年间更为郡县制，但在载籍中，称州与郡完全等效，一视行文需要而定。
到了明清，高层政区本来无“省”
，但民间习称为“省”
，因而也就沿元代之旧而不改。
至于各省的专名，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要不生误解就行。
例如，“陕西省”
亦可称“西安省”
，“湖南省”
可简称为“湘”
、为“楚”
，这些称呼均可施之于正式文书，换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
我希望将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种基于中国独特文化制度的研究，从一些具体而微的事实出发，寻绎其中的精神实质，并考量其在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如果能得出一些合乎人情事理的认识，无疑将大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
原载《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学额的研究》，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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