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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到历史地理学区别于沿革地理的一大标志是它对地理学的需求提高了。
地理学是一个发展很快、不断推陈出新的学科。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地理学仿效苏联，对于欧美地理学的进展有点隔膜。
而长期以来，历史地理学由于从业人员多数出身于历史学背景的缘故，对地理学的吸收和消化也有个过程。
这样一来，历史地理学对于地理学的最新进展，反应总归要滞后一点。
中国地理学界早在1979年就打出了人文地理学复兴的旗号，而历史地理学界，直到1990年才由谭先生撰文呼吁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比地理学界晚了11年。
谭先生是一个很不喜欢空谈理论的人。
他呼吁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实际上不是一个空头口号，而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新时期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这批学者登上学术舞台以后），历史地理所呈现出的新局面而做出的总结和展望。
你看他指导的研究生，没有一位是做历史自然地理的。
他的学生，只有我是学地理出身。
侯、史两位先生门下学地理出身的倒是不少，但事实上，多数人也在做历史人文地理。
其中特别著名的如辛德勇、韩茂莉夫妇，他们本科都是学地理的，但都没有做历史自然地理。
当然，他们文理兼通，绝对有做好历史自然地理的能力。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大繁荣，而过去地位很高的历史自然地理萎缩了。
从事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学者少，招生困难，成果数量与历史人文地理完全不成比例。
澎湃新闻：这一时期有哪些新的学术增量？
张伟然：学术增量？不太好讲。
从成果数量、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来讲，学术增量当然是有的；但从思维体系、研究方法的层次，我觉得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的学术发展总体上缺乏激动人心的东西。
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常对历史地理的前景感到忧虑。
我深感历史地理学前面60多年，几代人的努力，都在实现禹贡学会的理想。
也就是在实现顾先生41岁，谭、侯、史三位22～23岁时的学术理想。
这些理想实现后，历史地理往哪里去，不知道。
大家做的工作越来越琐碎，越来越缺乏创造性，整个学科那种蒸蒸日上的朝气没有了。
整个给人一种迷茫的感觉。
澎湃新闻：这是你个人的想法，还是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看法？
张伟然：没跟很多人交流过。
至少唐晓峰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忧虑。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GIS技术让历史地理学出现了一个“中兴”
的局面？
张伟然：这里面，我觉得要分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从表面看，GIS是一种表达技术，功能极为强大。
前不久，一个朋友问我，谭图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为何不修订，是不是当时的研究已经到顶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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