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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论调很容易得到今天一些契约主义者的支持。
既然订立盟约，就应当谨守约定，如果一方违约在先，另一方也应当依照盟约进行索赔之类的事情。
然而在古代最纯粹意义上的君子观念里，盟约本身就不具备多少道德权重。
公羊学有所谓“《春秋》重胥命”
的说法，所谓“胥命”
，依公羊家的解释，是会盟之一种，它与一般会盟的区别是，一般会盟要搞歃血仪式，胥命却没有这种仪式，即所谓“古者不盟，结言而退”
，这就是说，古人社会风气好，如果要有什么约定，口头一说就够了，不搞发誓、赌咒、立盟约那套。
（《公羊传·桓公三年》）
荀子很赞赏过这种君子协定的精神，有议论说，做事不踏实的人总是夸夸其谈，不守信用的人总是言之凿凿，所以《春秋》赞美胥命，《诗经》反对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会盟。
（《荀子·大略》）总之，做人纵然不能“先行其言”
（《论语·为政》），至少也要言而有信。
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契约精神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契约并不具备多少道德权重，只是小人世界里的一种行为模式罢了，君子既不订盟，也不立誓，一切协定都应该是“君子协定”
。
契约是君子精神沦丧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
执行契约需要守信，而一个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守信，孔子有名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论语·子路》）至于君子，自然不必对守信太过执着和拘泥。
这并不意味着君子不该守信，而仅仅意味着君子不必将守信视为不可动摇的原则。
毕竟人事变幻万千，盟约既不可能预见未来，也不可能将一切的可能因素尽数考虑周详。
君子只要本乎仁义而行，当守信与仁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牺牲掉的当然是前者而非后者。
严格意义上说，盟誓是一种不足称道的小人行为。
盟誓总要约定好违约之后的罚则，例如《左传·桓公元年》中，鲁桓公与郑庄公结盟，盟誓约定“渝盟无享国”
，即违约背誓的人将会失去国家。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晋公子重耳向舅父狐偃立誓，将玉璧投入黄河，请河神为证。
这一举动的含义是，一旦自己违约背誓，必将受到河神的惩罚。
但人情如此，就连孔子也难免赌咒发誓——孔子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指天发誓：“如果我做了非礼之事，就让上天厌弃我吧！”
（《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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