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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造船工人也用铁钉把木板钉在一起，他们的船有单独的客舱和货舱。
舱壁和水密舱增加了船只的浮力，使之更能经受得起风暴。
如果船发生了泄漏，受影响的也只是船的一部分，而不是整艘船。
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无论是独桅三角帆船还是拼板船，其整个船身都会受到影响。
著名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他曾观察到有600名女奴穿越撒哈拉）对中国船只的优势赞不绝口。
在独桅三角帆船上，所有的乘客都聚集在甲板上；而在中国船只上，乘客们可以待在由木墙隔开的船舱里。
伊本·巴图塔喜欢中国船只提供的实实在在的私人空间。
有一次，他坚持要把自己的财产从一艘大船转移到一艘较小的中国船上，这样他就可以享受随行的几个小妾的侍候。
公元960年前后，中国船只在海上运输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其时正值宋朝建立，宋朝皇帝继续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贡。
朝贡制度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在朝贡制度下，邻近国家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通常是当地产品），而中国皇帝也会回赠礼物（通常是丝绸纺织品）。
宋朝建立之初，朝廷就派遣官员到东南亚国家招募朝贡使团。
宋朝的使节们用填空表格的方式，记录了统治者的名字、其国家的名字及其期望得到的礼物。
由于宋朝想利用朝贡制度获得威望，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皇帝赠予的礼物要比贡品更有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外国商人来到中国时，都摆出一副进贡的样子。
法律要求中国贸易官员拒绝那些冒名顶替者，但一些商人，尤其是那些来自陌生地区的商人，仍能设法躲过检查。
从公元10世纪70年代起，宋朝的法令规定，朝贡的使臣可以前往宋朝的都城开封，亲自向皇帝进贡。
该法令还规定，从事一般贸易的商人应留在他们登陆的港口。
11世纪30年代，朝贡的航行暂时中断。
在那之后，宋朝政府转而对外国商品征税，只是偶尔还会招待朝贡使团。
海上贸易的规模促使宋朝打破此前朝代的财政惯例，积极对国际贸易征收重税。
这个王朝新的税收制度复杂而巧妙，创造它的官员就像所有设计税收体系的人一样，追求尽可能高的收入。
每个港口都有一个高级贸易官员，被称为市舶使，他负责监督所有前来港口的外国商人，并向离开其管辖范围、前往外国的中国商人颁发许可证。
市舶使负责征收新税，并将税收转交给位于北方城市开封的朝廷。
广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通商口岸，公元971年，宋朝任命了第一位市舶使。
而在整个唐朝时期，政府只任命过一位市舶使，同样是在广州。
与唐朝的做法不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宋朝在杭州和宁波等南方港口也任命了市舶使，这标志着国际贸易收入对新王朝的重要性。
宋朝的税务官员建立了三种新的“税”
。
当船抵达港口后，贸易官员会登上这艘船，估计货物的总价值。
接着，他们会征收一部分货物，通常是货物价值的10%～20%。
这种直接的征收实际上是允许官员去获取朝廷——实际上是皇帝和他的家庭——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第一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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