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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这就是说，在嫡子中立长子则不看他是否贤明，在众子中则看谁为贵为王后（或诸侯、卿大夫的正妻）的儿子，并不看重谁的年长。
这种规定实际上是为解决诸子纷争君位的矛盾：君位是先天决定的，谁为正妻之子且为长子便是将继位的储君，并不看谁更贤明有德；在正妻无子的情况下，在众庶子之中选立接班的君主，则看谁更年长，不用再比看贵贱与否和贵贱程度。
总之，周代嫡长子继承制为了避免君位纷争，制定了一套有效的可实施操作的制度来安排决定君位继承人的人选，而不管储君人选本人的素质、才能及德行优劣，完全按既定的、机械的模式去操作运行。
这样的继承制度虽然牺牲了在众子中选贤择才的优点，但确实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与安宁。
西周春秋时代周王室的继承接班都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平稳地过渡，减少了不必要的争夺与纷乱。
从西周到战国时代，周共有30余王，大致皆依父死子继、嫡长相承的模式来传位接班，其嫡长继承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周代的宗法制是从嫡长制产生出来，又保证了嫡长制的有效运行。
由此政权便和族权有机地结合起来，君统和宗统合二为一。
在这种制度下，嫡长继承是纵的方面，宗法关系是横的方面，纵横交错，相得益彰，从而使周代的政治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之中。
按宗法制度，一个宗族大至一个国家，嫡长子是君权的继承人，他同时又为大宗宗主；在一个诸侯国家乃至天下，握有君权，政治地位最高；而在宗族中又有宗族大权，族中的地位亦最高。
天子诸侯其余支子分为小宗，对天子诸侯他们为小宗，在自己支族之中又为小宗，具有继承权和主祭权，也是政权与宗权合二为一。
下至士也是如此。
依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封，整个统治阶层形成主次分明、贵贱有等、上下相互统属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
这样，大小有定，高低无争，有效地巩固了周代的政治权力。
我们在前面谈过，殷代已有初步的宗法贵贱的等级关系，但远未形成像周代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
有人以为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大示”
、“小示”
就是周代的大宗、小宗，这是不对的。
周人宗法的特点就在于严嫡庶之辨。
王国维认为周人严格嫡庶之辨，然后才有宗法[7]，这是完全正确的。
殷代没有严格的嫡庶之辨，所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
有的学者把宗法制度与氏族组织原则或者说氏族制度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
宗法制度虽与氏族组织、祭祀制度有些关系，但不能把他们等同起来。
周代的宗法制度主要是在嫡长制基础上产生出来，并为维护新型土地分封制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制度。
周代在成王之前并未形成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
《礼记·檀弓上》伯子所说：“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另外，《史记·周本纪》说：“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
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
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亶父在当时看到幼子季历与殷人通婚[8]，认为这样可提高周人的地位，“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决定让太伯、虞仲、季历三人兄弟相及最后以传季历之子昌，而太伯、虞仲不愿做这样过渡式的君王，太伯三以天下让[9]，最后同虞仲逃到荆蛮之地，让季历登位以遂古公心愿，这些事实说明从古公到武王时代嫡长子继承制并未完全建立起来。
周代嫡长子继承制大概是周公的杰作。
小邑周在战胜大邑商之后，天下未定，开国之君武王却以正当盛年——只有54岁抱憾而亡[10]，在武王去世之前，他曾建议让周公以兄弟相及的方式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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