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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了学问，她去过非洲、南太平洋，并写了一本《我在萨摩亚的思春期》的名著，足以证明了她的性格。
对于这样两位女学者，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们相爱的呢？
原来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基本上是男人独霸的天下，女学生不仅要抵抗性骚扰（现代语），还要忍受男人对女人的偏见，甚至包括一些肉体上的污辱。
而这门学科在当时属于冷门儿，比较封闭，世风对女人选择这门学科也是恶语中伤，两人是孤独的。
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志向，同样的怜悯让她们相爱并让她们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一直到1948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去世为止，她对米德的爱情从未中断过。
米德后来成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狂热分子，并勇敢地把自己的同性恋情公开了。
对于文化人类学来说，两位女学者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但同时，还有一个事实似乎也需要承认：人类同性之间的爱情同样也为这门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谓恋爱，尤其是同性恋，她们是浓密得不能再浓密的人与人的关系，至于这样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影响她们的学问的，这一内容恰恰是这本书《玛格瑞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非常精彩的地方。
其实，《菊与刀》这个书名本身代表了“死亡”
的意思，**是为了吊唁死人而用的花，刀是为了杀人或者杀自己而用的最终凶器。
书中的“刀”
并不是攻击谁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人为了表现武士道的精髓而配置的，这是《菊与刀》的潜台词。
比如：日本的庭园也好，甚至包括所谓的自然景观也好，很大一部分都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杉树要剪枝，修得像一根电线杆的顶尖倒立了一把雨伞一样；松树要剪圆，剪得像马桶盖子！
美丽与死亡是同一个意义！
用一个反话来讲，所谓《菊与刀》其实就是对活的日本文化的全盘否定。
难怪作者本人从未去过日本，就像一个面对死者的人，你无法进入生者的存活空间！
日本人喜欢杀死一个自然，为的是建立另一个自然，而这个自然必须要按照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得以操作得以摆弄。
于是，当这样一个自然被关入日本人的思维意识当中的时候，日本的文化也就死了！
无疑，《菊与刀》是一部名著，但同时也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
对这样一本书，如果我们反过来读，从“死”
往“活”
里读，从假设往真实里读的话，或许能为研究者打开另外一条思路。
这就好比女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本人的传奇一生，同样也为后人的阅读带来更宽泛的解释一样。
日语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小语种
2007年12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被地方法院判定“发言欠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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