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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剪报，分类剪贴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几大本。
除了剪报又摘卡片。
那时还没有电脑，更没有百度等搜索，大学一入学的训练就是手抄卡片。
我专门做了一个半人高的卡片柜，像中药店的药柜。
只读报刊当然不够用，又读科学家传记，如《伽利略传》《居里夫人传》《达尔文传》等。
读单本书不行，还得宏观把握科技进步的过程，又读科学史、工具书，如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自然科学大事年表》之类。
有事实和故事仍然不够，还得恶补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论。
现在还留有印象的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国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俄裔美国著名科学家阿西莫夫的科普系列，中国数学家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物理学家方励之的小册子《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等。
我走的还是经典加普及的路线，读那些大家的最好的经典普及本。
如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1964年版，一百多页，才三角七分钱一本。
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数学方面的。
我们在初中就学过什么是“无理数”
，这是个抽象概念，怎么还原成形象？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毕达哥拉斯，他死后几个学生在争论老师的学问。
一个叫西帕索斯的说，他发现了一种老师没有发现的数，比如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去除斜边，就永远除不尽。
别的学生说，不可能，老师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你这是对师长的不敬。
当时大家正在船上，争到激动时不能控制情绪，几个人便把西帕索斯举起来扔到海里淹死了。
事件过后，他们反复演算，确实有这么一种数。
比如圆周率，小数点后永远数不完。
于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数、循环小数等叫作有理数，这个新数叫作无理数。
这就是我小说里的第二章《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
这个故事，教师在课堂上三分钟就可讲完，但学生一生不会忘。
我把这故事发在刊物《科学之友》上，大受欢迎，编辑部要求接着写，结果骑虎难下，每月一期，连载了四年，1985年1月结集出版了《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一册，1988年三册全部出齐。
有一次汪曾祺先生与我同在一个书店签名售书，他高兴地为这本书题词：“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
。
这本书先后出了香港版、台湾版、维吾尔文版，重印二十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对数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科普老前辈叶至善都曾为此书作序。
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怪书。
它的起因，一开始就不是创作小说的文学冲动，也不是科普创作的知识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的延伸。
科学阅读的另一个间接的成果是充实了我的散文创作。
我们常说，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就是说由宏观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学的眼光看文学，至少写作时腾挪的空间会更大。
比如，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的结尾处，谈到伟人人格的魅力，谈到为什么他们虽已故去多年又让人觉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对论”
的时空观：“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
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说到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边服罪边工作，测绘耕地，“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
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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