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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一些人想起在德国的旅行，让另一些人想起地图里的德国形势，等等。
但是，如果想得到我们知道是适用的摹状词，我们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引证我们所亲知的殊相（particular）。
这种引证或者提及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无确切日期），或者这里和那里，或者别人对我们的所述。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对被描述的事物所具有的知识，并不只是逻辑地由描述推导出来，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适用于某一殊相的描述，就必然以某种方式涉及我们所亲知的那一殊相。
举个例子，“最长寿的人”
是一种只涉及共相的描述，它必然适用于某个人，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人作出判断，因为有关他的判断所涉及的知识已然超出这个摹状词所描述的范围。
然而，如果我们说，“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首相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
，那么我们只能凭借我们所亲知的事物?——?通常是听到或读到的证据?——?来确定我们判断的真确性。
除了我们传递给别人的信息，除了关于实际的俾斯麦的事实（这些对我们的判断都是重要的），我们真正拥有的思维只包含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殊相，其他所包含的不过是些概念而已。
所有的空间地名?——?伦敦、英格兰、欧洲、地球、太阳系?——?在使用时，同样也都涉及我们所亲知的一个或多个殊相生发的摹状词。
形而上学地考虑，我猜测就连宇宙也涉及与殊相的这种联系。
而在逻辑学里与此相反，如果我们所关心的不仅是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且也研究可以存在、可能存在或将要存在的东西，而它们并不会涉及实际的殊相。
看来，当我们对只有通过摹状词才能知道的事物下论断时，我们通常有意识地使我们的论断不涉及描述的形式，而是针对所描述的实际事物。
这就是说，当我们谈及任何有关俾斯麦的事情时，如果可能，我们愿意作出只对俾斯麦一个人才能作出的判断，也就是说，在我们愿意作出的判断中，俾斯麦本人是该判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俾斯麦本人并不为我们所知。
但我们知道存在一个客体B被称作俾斯麦，知道B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
因此能够这样描述我们所愿意肯定的命题，即“B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
，其中B就是被称作俾斯麦的那个客体。
如果我们把俾斯麦描述为“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首相”
，那么我们所愿意肯定的命题，可以被描述为“关于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首相这个实际的客体，本命题断言：这个客体原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
。
尽管我们使用的描述各有不同，但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交流的原因在于，我们知道有一个关于实际的俾斯麦的真命题，而且无论我们的摹状词如何变化（只要描述是正确的），所描述的命题仍然是相同的。
这个被描述并且又已知为真的命题，才是我们感兴趣的。
我们知道它是真命题，但我们却并未亲知它，也并不知道它。
我们可以看到，脱离殊相的亲知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
例如，认识俾斯麦的人的俾斯麦，仅仅通过历史知识而认识俾斯麦的人的俾斯麦，那个戴着铁面具的人，最长寿的人，等等。
这四个层次就是越来越远而最终脱离对殊相的认识。
对于另一人来说，第一种是最可能接近亲知的知识；第二种情况，仍然可以说我们知道“谁是俾斯麦”
；第三种情况，我们并不知道戴着铁面具的人是谁，尽管我们可以从他戴着铁面具这一事实中逻辑地推论关于他的许多命题；第四种情况，除了从人的定义中逻辑地推论以外，我们什么知识也不知道。
在共相的领域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
许多共相和许多殊相一样，只能通过描述才被我们所知。
但在这里，正如在殊相的事件中，通过描述所知的知识最终可归结为通过亲知而知道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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