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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陈文即主要根据这两部著作勾勒了刘师培经学思想的总体面貌，全文虽述多论少，但基本能使人就此洞悉刘氏经学。
陈奇则对刘师培的今古文观继续做了探讨，认为“刘师培的今、古文观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自相矛盾性”
，既“古文为宗，批判今文”
，又“兼取今文，治通儒之学”
。
[80]方光华通过对刘师培《左传》之学的检讨，高度评价了刘氏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认为他对《左传》以及《周礼》的深入研究，“已经打破了家法的制约，比较客观地面对经学内部的流派及其传衍，他提出的经学观点，有助于后人超越晚清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对经学自身的演变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
。
[81]在对刘氏《左传》之学的研究上，朱冠华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他以近60万字的篇幅所完成的《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研究》，[82]是以刘氏《〈春秋左氏传〉答问》一文为个案，细致考析其左氏学的专著。
该书通过“遍考贾、服旧注、杜注孔疏，以至唐宋以来诸家之论，排比诠次，考核异同”
，以此对刘氏之说多方诠释。
这样的研究，于细致入微处见真精神，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在史学方面，郑师渠、李洪岩、仲伟民、都重万、吴光兴等人皆有论述。
郑师渠指出：“通史致用和倡言新史学建设，是刘师培史学思想的两大特色，二者相辅相成。”
“刘师培的新史学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史家当确立新的进化的历史观”
，“二、强调史学方法论的更新”
。
与一般论者多强调刘氏《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价值不同，郑师渠认为，从开创的意义上讲，刘氏《中国历史教科书》是逊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
[83]李洪岩、仲伟民对刘师培的史学做了综合评论，认为“刘师培的历史观，糅合了民族主义、庸俗社会学和古文经学思想，尖锐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他的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史料取材范围、历史认识途径、历史纪年四个方面，并且采用了若干种在晚清时期颇为先进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他的古代史官论、史书体裁论、史书文体论，为从封建旧史学向现代新史学过渡作出了贡献”
。
[84]韩国学者都重万选择刘师培与晚清史学的关系为突破口，立足于晚清新旧学交替的时代大背景，阐释刘师培对旧学特别是旧史学的革新以及对新史学之建立所做的贡献，尤于中西学术之交融互释用力较深，强调严译名著对刘氏改造旧学和创造新方法的导引作用。
[85]吴光兴则通过探索刘师培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考察刘氏史学的一个重要侧面，认为刘师培的学术史研究属于其新学术的范畴，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本身便构成19世纪末以来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要一页。
[86]另外，曹靖国、陈奇等人也对刘师培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
观念等从不同角度予以探讨，[87]虽创见不大，但亦丰富了研究内容。
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成就，冯永敏、王枫、王立兴、钱志熙从不同视角分别作了探讨，[88]其中以冯永敏和王枫的研究较有代表性。
冯永敏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刘师培及其文学研究》一书，内含刘师培的文学观、文体论、创作论、文学史研究、散文、韵文、骈文、白话文等内容，几乎涉及刘师培文学主张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可谓全面系统，并有相当的创见。
其不足在于对刘师培文学研究与创作的缺陷没能做出实事求是的估价，且对刘氏部分作品的认定缺乏证据。
另外，冯永敏还有单篇论文如《论刘师培的白话文》[89]、《刘师培国语文教学思想探析》[90]等，亦属所论领域的有价值之作，并对其专著内容有所扩充。
王枫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一文，并非就文学谈文学，而是深入到支撑刘氏文学观念的学术资源层面做文章，特别关注“扬州学派”
尤其是阮元文辞之说对他的影响，还注意到在具体问题上刘师培与章太炎的分歧与争辩，不失为一篇较有见地的论文。
综观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刘师培研究，[91]可以看出，成绩与缺陷同在。
无论是综合性论述，还是专题性论述，皆存在此种情形。
就成绩而言，一方面，刘师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特别是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活动得到较多注意，从不同角度所展开的研究及所引发的争论初步解决了这一主题下的一些问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刘师培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建树开始被人关注，已有少量成果在这一领域显示出创造力，而且对个别问题的探讨也不乏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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