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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争鸣：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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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陶东风、南帆与王一川等人的教材文论反思，也有学者提出异议[25]，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针对具体的教材展开的讨论。
这里仅考察支宇与陶东风之间的相关争鸣。
另一方面，是针对反本质主义知识型的教材所做的整体质疑。
这里则以朱国华的讨论为考察中心。
支宇首先肯定了陶东风的文论教材反思工作，认为陶东风的教材文学理论乃“新锐的文艺学话语”
，并且认为其反思是有启示意义的。
在他看来，反思工作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知识生产的‘本质主义’神话”
[26]。
陶东风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文论教材所操持的两套主导话语，即阶级工具论话语、审美自主论进行了有效的质疑，从此以后人们恐怕再也不会想当然地将任何一套文论话语不加反思地视为真理了，这极大地解放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力，使文艺学获得了活力和创造力。
支宇接着指出陶东风的教材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
在他看来，陶东风的教材文学理论是反本质主义的，以此反思故有文学理论固然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反思存在诸多局限。
支宇认为其局限至少有三。
第一，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
支宇认为，由于彻底否定本质，因此陶东风不可能建构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
在支宇看来，这其实是“虚无的文艺学、瘫痪的文艺学”
[27]。
第二，没有找到“根本问题”
。
支宇认为，文艺理论教材和知识生产所存在的危机和根本问题，并不是本质主义所致，而是当前的知识生产机制导致当代文艺理论教材和知识生产只能如此这般地存在。
他分析道：“20世纪中国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一直是意识形态进行权力争夺的重要领域，而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断论色彩，它以‘真理’权威自居，不断命令文艺按它所谓的‘真理’眼界来看待现实、反映现实乃至生产现实。
这样，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元叙事’。
它排斥异己，独断专行，任何知识生产都只能遵循它的话语逻辑和理论立场，它也只有它自己才是判断‘是与非’、‘真与假’的唯一标准。”
因此，文艺学注定只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中的理论衍生物”
[28]。
第三，生产的知识“碎片化”
“肥胖化”
和“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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