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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口号的鲁迅，从而结下梗芥，并使周扬等四位中共地下文艺领导人物，在鲁迅死后也长期背负“反鲁迅”
的政治罪名。
在特殊时期，文艺主张不同，成罪是很荒诞的文化现象——但织罪者们的逻辑乃是，后来毛泽东已盛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
故当年反对鲁迅的文化主张，似乎意味着不保持一致了。
这是无法辩白之罪。
依我看来，就当时情况而言，“为国防的文学”
之口号，比“为大众的文学”
之口号，更是迫切需要之口号；不明白鲁迅何以反之。
还要顺带一笔的是——蒋介石作为当时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在北平难保之时，日军入城前，下令将南开、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迁往较能避开战火的云南，不失为明智的、负责任的决定。
这使西南联大即使在抗战时期，也继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才，而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各行各业发挥了被历史铭记的作用。
顺带此笔，并非刻意评功摆好，而是要指出——大学的有形概念并非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但大学师生肯定是一个国家不可不及时予以保护的珍贵“种子”
，因为这与一个国家的未来怎样关系直接又密切。
近代之所以为近代，此点也是国家共识。
无此理念之国，尚没迈入近代门槛也。
当时之中国，毕竟已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近三十年后，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中国的重点大学，也与重点工业、军研科研单位一起，纷纷迁离或部分迁离了大都市，转移到中国的大后方去了。
三十年河东也罢，三十年河西也罢，关乎国家文化、科学人才种子，珍惜都是一样的；人类近代史前的国家，绝大多数无此意识——人类的进步，即使意识上进了一小步，对其后之影响也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之中国，文化基本上以五个板块存在并活跃着——“京派”
与“海派”
相混杂的上海文化现象；重庆的陪都文化现象；西南联大文化现象；中研院文化现象；延安红色文化现象。
当然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另外的中国之地便绝无文化现象了。
抗战时期的文化特点及活跃性，集中而主要地表现于以上五个方面。
除中研院文化现象，其他四个板块的活跃程度不分轩轾。
中研院文化现象之所以例外，在于它的几个研究所并不集中于一地，而是分散于几地，尤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迁址“神秘”
——于是四川南溪李庄镇属地的山坳里，出现了一些中国当时顶尖的学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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