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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区氏，如大半的文人一样，心中老是有一个念头，认为科学不曾履行它的诺言。
当然他不曾告诉我们所谓诺言究竟是什么，但他似乎认定，六十年前像达尔文、赫胥黎辈的人，对于科学固曾期望一些事情而今日并未实现。
我想这完全是一种幻象，上了一般作家和教士的当，他们因为不愿人家把他们的专长当作无足重轻，所以张大其辞地助成这幻象。
眼前世间有许多的悲观主义者，固是事实。
只要在多数人的收入减少的时候，总会有大批悲观主义者出现。
不错，克勒区是一个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是因上次大战而增加的，这似乎与我上面的说话冲突；然而在整个欧罗巴的大陆上，智识阶级的确大大地受了灾难，再加大战使每个人有不安定的感觉。
这等社会原因之于时代的心境，其作用之大，远过于以世界的本质作根据的悲观理论。
虽然克勒区惋惜不置的信仰，在十三世纪的确被大多数人（除了帝王和意大利少数的贵族）维护着，可是历史上究竟很少时代像十三世纪那样令人绝望的了。
罗杰·培根（5）就说过：“我们这时代的罪恶横流，远过于以往的任何时代；而罪恶与智慧是不两立的。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的一切情形罢：我们将发见无法无天的堕落，尤其是在上者……**欲使整个的宫廷名誉扫地，贪得无厌主宰了一切……在上的是如此，在下的还用说么？瞧那般主教之流，他们怎样地孜孜逐利而忘记了救治灵魂啊！
……再看那些教会的宗派：我简直一个都不放在例外。
它们离经叛道到何等田地。
即是新成立的教派（托钵僧）也已大大地丧失了初期的尊严。
所有的教士专心一意于骄傲、荒**、悭吝：只要他们举行什么大会，不问在巴黎或牛津，他们之间的斗争、诟骂，以及其他的劣迹，使所有教外的人痛心疾首……没有一个人顾虑自己的行为，也不问用的是什么手段，只消能满足贪欲。”
述及古代的（6）异教哲人时，他说：“他们的生活强似我们的程度，直不可以道里计，不论在廉耻方面，在轻视人世方面，在喜乐、财富、荣誉等方面；那是我们可在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各家的著作中读到的，他们就是这样地获得了智慧的秘钥，发见了一切的知识。”
罗杰·培根的见解，也便是与他同时代的全体文人的见解，没有一个人欢喜他所处的时代的。
我从不相信这种悲观主义有什么形而上的原因。
原因只是战争、贫穷与暴行。
克勒区氏的最悲怆的篇章之一，是讨论爱情问题的。
仿佛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爱情看得很高，但我们用着现代的错杂的目光把它看穿了。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大半的怀疑主义者，爱情还代表神执行着一部分的工作。
神，他们早已不信；但面对着爱情，连心肠最硬的人也会立时染上神秘色彩。
任何旁的东西都不能唤醒他们崇敬的感觉，爱情却能；他们从心灵深处觉得，绝对的忠诚是应该献给爱情的。
他们以为爱情和上帝一样，需要一切的牺牲；但也像上帝一样，爱情酬赏信徒的辰光，会对人生的现象赋予一种无从分析的意义。
我们对于一个无神的宇宙，比他们更觉习惯，但我们尚未习惯一个无爱的宇宙。
而我们不到这一步，就不会明白无神论的真正意义。”
奇怪的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7），在我们此时的青年人心目中，和生在当时的人的心目中，面目完全两样。
我记得有两位我年轻时很熟的老太太，都是那时代某些特征的代表人物。
一个是清教徒，一个是服尔德派。
前者叹息“多少的诗歌都以爱情为对象，不知爱情是一个毫无趣味的题材”
。
后者的意见却是：“没有人能议论我什么长短，但我一向说破坏第七诫（戒**）不像破坏第六诫（戒杀）那样罪孽深重，因为那至少要得到对方同意。”
这两种见解，和克勒区氏当作典型维多利亚风而描绘下来的都不尽同。
克氏的观念，显然是从某些根本与环境不融和的作家身上推演出来的。
最好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劳白脱·勃鲁宁（8）。
然而我不免相信他所设想的爱情多少有些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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