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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冶铸技术外来说就更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除了时间上的推移、技术演进发展上的证据链之外，还有一个空间差。
因为文明的传播和扩散，与其说像流水，不如说像病毒传染，在大量复制的同时产生变异，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
譬如说当时的中原王朝能够制作出像二里头的青铜爵到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高精尖、复杂复合范铸件，我们在中原以外，几乎没法原封不动地找到类似的产品和技术。
青铜技术外来的说法，合理之处在于一两千年以前，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到中亚和欧亚大草原就已经开始有比较发达的金属文明了。
青铜的重要性在于，这种高科技技术，一旦进入了各个人类群团，基本上都被作为已经开始或正在经历社会复杂化的各个人群的贵族和统治者的身份地位象征。
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尽管铜器以个人装饰品为主，但是贵族墓里面，铜器、金器很多。
中国一开始以玉、漆器还有一些精制陶器作为身份象征物，但是青铜传播到中原之后，马上作为祭祀祖先、沟通神灵的重器或者贵族身份象征物，都是把它用在被各个族群认为最重要的领域。
这是青铜作为一个大的时代引领世界文明潮流的卓越之处。
归纳起来，我们还处在对于青铜文明起源的探索中，没有定论。
一个逻辑推断是，在东亚大陆青铜文明出现的一两千年以前，作为当时高科技的金属文明在欧亚大陆西部已经出现了，而整个欧亚大陆又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那么当一个高科技出现之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很难做到完全隔绝的，在没有文化交流的前提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明一项新技术，这是很困难的。
独立发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推断要慎重。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经济观察报：中国早期文明与外来文明有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比如有学者讨论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鼎与鬲的区别，以及非汉藏语系的语言在中原存在的可能性。
那么在您看来，早期文明中的哪些特征具有外来文明的影子？而早期中华文明在世界早期文明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许宏：我们说最早的中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
现在被纳入中国版图的临近中原的区域在当时就是域外。
正如当年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所谈及的，当年的殷人就把分布在今天晋陕高原的部族叫羌，羌的定义不同于今天的民族概念，随着“华夏”
版图的扩大，羌成为界定华夏族群外缘的文化符号。
▍ 二里头文化陶鼎（左）、陶鬲
由于东亚大陆东南用鼎，西北用鬲，可以说鼎是东亚大陆原生的，然而鬲也不是现在的域外发明的，而是从晋陕高原一带传播过来的，实际上鼎、鬲两种器物都是炊器。
由于北方是粟黍文明，南方是稻米文明，因为食物及其烹饪方式的不同才有炊器的不同，所以整个古代中国文明是建立在两大生态文化基础上的。
鬲的使用范围有些在早期中国域外，但是在现在的新中国范围内，这一点务请公众朋友们意识到，没有一成不变的“中国”
概念，中国的生命史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
至于更远的外来文明，比如我们刚才谈到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是外来的，但是外来文明因素与技术传播到中原的过程并不是几个月内急行军般地传播、扩散，而基本上是接力式的，几代人在几个区域，以时间换空间，慢慢流转。
比如殷墟的车马肯定是外来的，东亚大陆在殷墟时代之前是没有马车的，但是我不认为马车是从高加索大草原直接传过来的，至少是与商人关系最密切的晋陕高原、燕山南北的土著居民，在掌握了马车的制造与操作技术之后，在与殷人折冲交往的过程之后（可能是通过战争，也可能是和平共处的贸易、婚嫁等交流），使得商人掌握了马车的制造和使用技术。
比如说社科院考古所赵志军研究员提到过的一个概念叫“文化包裹”
——青铜、绵羊、小麦，以及黄牛、马、车这些事物与技术等都是通过欧亚大陆，从西向东最终到达东亚大陆的。
在二里头时代前后，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1000多年的时间，许多文化因素已经被考古学者确定是外来的，到最后它们成为早期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
▍ 殷墟车马坑
经济观察报：今年良渚遗产申遗，组委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
在您看来，国家与文明之间的界限是什么？而古国（邦国）与之后广域王权国家的特征又有什么不同？
许宏：面对文明、国家、古国、邦国、王国这些学者概括总结出来的概念，公众常常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现在中国学者倾向于对文明做狭义的理解，一般引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定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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