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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一步说，即使她侥幸考取了，也断然不免像前几次决定命运的关口那样，被婆母或丈夫，甚至小姑的儿句话，就中断学业，打退堂鼓的！
服从母亲、服从哥哥、服从婆母、服从丈夫、服从充满封建气氛的家庭秩序，惟独没有自己的意志，中国妇女传统的服从“美德”
正是噬啮素素心灵的悲剧所在！
素素固然性格软弱，但更重要的是造成素素们这种安于屈辱命运的环境，正如作家所哨叹的：“生活就像一条河，素素是河里的一块石头。
河水流啊流，石头渐渐地消磨成石卵子，生活也把从前那个天真地充满了幻想的素素销蚀尽了。”
恒久的超强负荷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氛围消蚀了素素的理想，并且还会继续噬啮成干成万的素素，这才是关键之所在。
这是作家对生活的抗议，是要求改变中国妇女境遇的呼声。
可惜的是，王小鹰到此却止住了脚步，似乎觉得在强大的生活氛围面前只能作自我安慰的退让，竟然通过素素的丈夫之口转而抚慰起失落了理想的素素们来了：“大多数人都是尽努力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平凡者并非不崇高”
，这种使素素们不觉其苦其悲的说教，只能使更多的素素把理想之舟沉没在现实的礁石上，对于发掘中国妇女的潜在能量活力，不会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妇女中的“强人”
―那种怀着女性自重感的热烈冲动在人生竞赛场上奋争的女性，王小鹰怀着极大的兴趣。
小说《岁月悠悠》所描写的是主人公胡梅莉为着实现理想所作出的失败的努力。
命运的坎坷，生活的磨难，同样驱使这个不安于现状的妇女疲于奔命，可她却看准了目标―为升到工业局电视大学去任教而奋争着。
她从小心高气强，也曾有过“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的辉煌理想，但她与素素的最大区别在于尽管严酷的现实同样砸碎了她的理想，但她却不甘于失败，时刻准备着踏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的岗位，虽然她为此使用了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但这种对生活主动进攻的姿态却难能可贵，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追求的是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而“只有不断地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方能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境遇”
，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是中国妇女彻底解放的惟一途径，这种自强意识是可贵的。
作家既不把胡梅莉的心灵蜕变归于抽象的人性，也不把责任一古脑儿推楼给社会，这个人物人生道路与历史条件的碰撞造成的复杂心态使读者回味不已。
中国女性的奋争，还得克服自身的弱点。
一方面中国女性意识往往只限于初步的觉醒，以陶醉在爱情中为满足，这表现在对丈夫的依附观念。
短篇《前巷深，后巷深》中川儿身上的这种依附意识就相当浓厚。
她在除了自己的绘画以外压根儿也没想到过妻子也应有自己的事业的丈夫面前一再“内疚”
，似乎依赖于回味爱情、自谴自责度日。
她只是以丈夫的事业为荣，让童年的伙伴“羡慕”
和“妒忌”
，以此作为自己的幸福的基石，这种人格的依附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相差真不童万里。
这其实也正是干百年来中国女性难以获得与男子平等地位的重要主观原因。
然而，王小鹰在描写川儿的这种空虚精神生活时，对其甘作丈夫附庸的依附意识却似乎颇欣赏，为其心理的平衡吁了一口气，这是不是说明在作家自己的意识深处也有这种因素在作祟呢？
另一方面，正由于在一般中国妇女心灵深处对于追求自身幸福的理想思考不足，她们对于现实的痛苦仅仅停留在情绪和情感的层面，压迫过甚时，也不得不反抗，但仍感到羞怯，随时准备妥协，这就使得她们与幸福之间总为世俗势力所阻隔。
中篇《春天踪迹》的主人公邵心如就属于这一类型。
通过邻居晓岱给她的信，作家强调：“生活得高尚还是委琐，全靠自己了、你只有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强者，你才能使你的蔚蔚（邵的女儿）幸福，你才能使你的婆婆尊重你的人格。”
这对于邵心如这样的知识女性尚属振聋发啧，那么对于一般的劳动妇女，这种启示就更其重要了。
二
“我在困惑中徘徊”
。
这是王小鹰创作道路上面临的深刻苦闷。
多年的创作模式，使她总是从女性为争得独立的人生权利和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出发来审视她们的奋争，笔下人物多数属于过去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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