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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献忠杀读书人,各种书中记载各不相同,从九千多人、一万七千人、二万二千三百人到三十万人,最是说张献忠命令各地按册索名,把儒生及其家属仆人等尽数解来京正法,其解到者,随到随杀,男妇幼小,莫可统计,不过,四五十万为最多。
在众多史书中,流传最广的《张献忠屠蜀记》倒是没有这样夸张。
一六四五年,当了两年大顺皇帝的张献忠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
书中说,那年成都科举时,老万岁有旨,选策略最佳者七百三十七名陪宴百花潭,诸生有名者留,无名者出。
初放出的四千余生员,因为不得陪宴而情绪颓丧。
殊不料,张献忠随后颁旨:“此次乡试,竟有不肖绅衿敢在策论文中,诋毁新朝,诽谤寡人,实属罪大恶极。
着主考官拆封点名,一体赴押百花潭处决,以昭炯戒。
其余生员,付各州县教官押回,严加教管,不容再有腹诽口谤之事,违者连坐十家,教官同罪。”
历史是那些不在历史当中的人,根据其生存需要而书写的。
所以,历史反映出来的往往是书写者的心灵真实。
农民暴动无论声势多大,都会受到责难。
在读书人眼里,似张献忠这等暴民首脑,居然集中屠杀川蜀大地上最优秀的读书人,即使是最有胸襟的读书人,也不会不顾及休戚相关的其他读书人的命运。
二〇〇一年秋天,行走在鄂西山区,从来凤县城驱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湖南省的龙山县,这是全国挨得最近的两个县城。
当地的文化人兴奋地告诉我,离龙山县城不远的一座小镇上发掘出一座古井,掩埋在里面的竹简超过了有史以来所发现竹简的总和。
更有意思的是,在古井的上层,有被烈火焚烧的痕迹。
故而,推断这亦是当年焚书坑儒的野蛮行径的活生生的证据。
上高中时,由于“批林批孔”
的需要,新教材中将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成是为了统一度量衡,实现全国统一。
这类服务于当时政治的观点,自然难以在日后成为主流学说。
然而,秦始皇一统中华之伟业,总是被其暴君形象所掩盖。
追究起来,显然是由于“焚书坑儒”
伤害了太多读书人,以至于千年之后还得不到原谅,因为,唯有文化才能深入骨髓,而代代相传不可磨灭。
其实,只要稍稍留意,就能发现“屠蜀”
之罪名是不可以记在张献忠名下。
正像前几年曾经流行过一个小笑话,说是某某报纸上的内容,除了日期是真的以外,连天气预报都是假的。
在所有史书中,编年史是最真实的。
也正是编年史告诉后人,明末清初时期的四川,从一六四四年张献忠领兵入川,到一六八○年清军入川平定吴三桂叛乱,在连绵三十七年的战乱中,张献忠只存在了最初的短短三年,一六四六年,清王朝即宣布张献忠已死。
同样是史书记载的:“民贼相混,玉石难分。
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一六四九年的这份屠城公告却是由清王朝颁布的。
丝毫不是忽发奇想:如果张献忠没有集体屠杀那么多的秀才、举人和进士,后来的一代代读书人会不会对他手下留情?就像后来太平天国时期,如果杨秀清不是将一个接一个的女才人强行纳做小老婆,他在各种书籍中的个人形象会不会要改善许多?
需要商榷的是,上过私塾的张献忠,是读过书的种田人,还是种田人读过一些书,或者根本就是由种田人变成了读书人?如果只是读过私塾,而没有考中秀才或者举人,就算不得读书人,传说中诸如董永之流的寒窑苦读,就应该也是种田人,而不是天界下来的仙女口口声声所歌唱的书生了。
不久之前,有机会去了一趟四川阆中,果然是行千里路如同读万卷书,若不去哪会晓得,当年“三国演义”
时坐镇阆中重镇的所谓“莽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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