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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迹象都表明亚洲的人口众多，这种情况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
百万雄师、超大城市和宏伟建筑就是亚洲庞大人口数量的证明。
比起伊拉克萨迈拉复杂又华丽的建筑或者中国皇帝的宫殿，同时代的查理大帝的亚琛大教堂简直相形见绌。
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前往罗马朝觐时只有几千骑士护驾，他们怎么比得过加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麾下的十万金戈铁马或者哈伦·拉希德在攻打拜占庭时可轻易调遣的13.5万名将士？宋朝的军队有时达到100万人，而明朝甚至有400万人，这样的数字在近代欧洲的军队中简直无法想象。
17世纪，东南亚拥有5万～10万人口的大城市大约有15个或更多，其中包括勃固城（今天缅甸勃固省首府），以及阿瑜陀耶、金边和升龙（今天的河内）。
公元9世纪，在新罗王国（后来成为韩国）的首都庆州，当时曾有人精确统计，城中有178，396间砖砌房屋，以及许多精美的别墅。
中世纪没有哪个欧洲聚居地能接近当时中国城市的规模。
唐朝的长安城像后来的南京一样有100多万居民，而宋朝首都开封有40万人之多。
11世纪末，中国人口多达9500万，1600年前后为约1.5亿，1800年达到3.13亿，而整个欧洲才只有2亿人。
中国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少于欧洲国家，这一点应该有利于人口增长。
供养特大城市必须通过巨大的贸易网络，需要数百万被奴役的人开凿运河，但首先要归功于大米经济。
大米的亩产量超出谷物很多。
米的热量是小麦的四倍，且更容易储存，因此更易于长距离运输。
稻米是数百万人的食物，大米的供应是东亚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
通过开辟新的农田、使用肥料和栽培以前未知的美洲水果，即便人口呈指数增长，也都可以生存下来，比如中国、印度和日本。
但食品供应链仍然很薄弱，饥荒经常出现。
人口统计学所显示的差异对于“大分流”
的产生有多重要？据一篇饱受争论的论文称，中国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所以没有面临挑战，不需要寻找替代的生产方式，例如开发机器和使用蒸汽动力。
中国式的勤劳经济无法转型为资本密集型经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根本不需要工业化。
这一系列原因可能确实导致了中国的“惰性”
和亚洲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失败”
。
根据另一种更深入的且不无争议的理论，养活几百万人口的急迫性可能强化了自上而下的阶级统治——专制政权必须解决一些复杂的组织任务，如迫在眉睫的农田灌溉或运河开凿。
此外，饥荒是一个危险的炸弹，它的威胁不单体现在中国。
如果无法养活百姓，就要准备好军队和武器，在必要时将民众镇压。
事实上，中国皇帝的数百万雄兵经常要肃清境内叛乱，而不是抵挡野蛮的入侵者。
专制国家既无法为科学和研究提供长期有利的环境，也不能让百姓生活富足，否则他们也不会投身起义和革命。
通常情况下，只有对权力有利的事才会得到手段严酷的统治阶级的许可和促成。
私有财产受到国家的支配，而成就——以及发明——在这里的价值，比不上那种权利与权力相抗衡的更加开放的社会。
非洲则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人口不足”
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从前殖民时代的北美到中亚地区的俄罗斯，类似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处处可见。
“人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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