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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好古敏求”
，是爱好古人的学问，勤奋地探索心中之理。
心就是天理，学就是学习此心，求就是求索此心。
孟子说：“做学问的道理十分简单，只是要将放纵的心收拾起来而已。”
不像后世的学者广泛记诵古人的言辞，认为这就是好古，却又念念不忘追名逐利，追逐那些外在的东西。
“博学审问”
，前面已经谈过了。
关于“温故知新”
，朱熹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
德性难道可以向外去探求吗？知新必然经由温故，温故了才能知新，这也证明了知行功夫并非两个。
“博学而详说之”
是为了“返回到简约中去”
。
如果没有“反约”
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舜“好问好察”
，就是以中和的方法使其心体达到“精研专一”
于向往大道的心。
所谓道心就是良知。
君子的学问何时离开了处事作为、抛弃了论辩谈说呢？但是君子从事于处事和论说，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为了实现自己本心之良知，而并非像世人只会夸夸其谈就认为这便是知，将知和行分作两件事，然后说什么下功夫有先后次序。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239]，乡愿之乱忠信[240]，尧、舜、子之之禅让[241]，汤、武、楚项之放伐[242]，周公、莽、操之摄辅[243]，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244]，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
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
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
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
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濡之训疏[245]。
《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
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246]，则幽、厉[247]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
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248]之旧，而无救于其乱。
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
[249]，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250]，其治乱何如邪？
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251]，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
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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