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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自然法则，甚至是关于“社会福祉”
的宽泛概念，鲜少可以为政府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提供指导帮助。
政策的关键依赖于当时所谓的“重商主义”
（Cameralism）或“财政科学”
（TreasurySce）。
这是一门关于国家和政府如何将财政收入最大化的金融科学，其目的是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市民的福利，进而为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幸福。
不同的作者对政府的介入程度持有不同观点。
有人认为，政府只需为幸福创造物质条件，因为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接受程度无法预知。
而大多数人则相信，依靠无序的个体，无法确保秩序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政府需要进行善意的干涉和引导，必要时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
财政论者经常大肆鼓吹“全面监管计划”
。
在这一体系内，个人权利全面让位于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
由于快速增长的人口总数被认为有益于公共利益，堕胎行为因此遭到严厉打击，肢体残疾者被禁止出入公共场所，以避免孕妇因受到惊吓而流产。
积极的思想需要在新鲜的空气中得到升华，因此各所大学应增建花园，作为学生陶冶情操的场所。
由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可能使观众陷入悲伤委顿的消极情绪，因此应对终场一幕加以改编，烘托欢愉的气氛。
由于官员差役不值得信赖，国王应在宫殿各处布设暗廊密道和隐蔽小窗，对私密谈话进行暗中监听。
最为糟糕的是，重商主义所特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可能导致文学、哲学和天文学被从大学课程中移除，因为它们被认为缺乏“经世致用”
的功效。
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重商主义甚至可能成为引发社会革命的导火索。
贵族势力和他们控制下的古老议会以及传统教会阶层享受着与生俱来的普遍特权，与此同时，他们创造的社会价值却微不足道。
因而，这些特权随时面临以人民的名义遭到废除的危险。
一位皇家顾问曾指出，“任何不合情理的传统都应该立刻自动废止”
。
玛丽亚·特蕾莎并未对重商主义的发展放任自流，她明白，维护传统等级制度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
但她的儿子却毫不犹豫地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
此举展现他了对传统和制度的轻蔑，以及志在必得的坚定信念。
约瑟夫短暂的10年统治（1780—1790）见证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变化——他对教会实施改革，推进落实经济社会新议题，并尝试通过行政手段干涉百姓生活的细枝末节，进而引导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
此外，他还试图将自己的众多领地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管理下的主权共同体”
。
人们或许对国家的构成要素众说纷纭，但政府的统一性和百姓对某一特定政权达成的服从共识显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为了实现前者，约瑟夫显然煞费苦心，他或许认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必然产物。
这种观点也代表了维也纳大学校长约瑟夫·冯·索南菲尔斯，一位声名显赫的财政论拥护者的心声，他认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必然会赢得人民的爱戴和忠诚。
约瑟夫和他的继任者们始终致力于构建一个立足于融合统一的民族之上的国家。
然而，曾被索南菲尔斯寄予厚望的“合众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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