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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保存至今。
[32]拉克伯里的著作多于19世纪80年代完成，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著《支那文明史》（该书1903年被译为中文出版）时引用了他的大部分理论，加之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对其《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的大量介绍，使其学说很快在中国为人所知，并被章太炎、刘师培等一批学者所接受。
这些学者能接受这种学说，固然是因吸纳西学步入误区，[33]“史学革命”
中对西学饥不择食，尽量运用西方观念附上中国史料以推倒中国旧史学，但对刘师培乃至于章太炎这样的个体而言，主要因素还在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和学理上的依据。
本来，刘师培和章太炎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力主在中国排满复汉，但他们却接受汉族和中国文化西来的观点，表面看有点不可思议，实则这正与他们的政治目标相符。
因他们一向认为汉族是世界上的优秀民族，与欧洲民族没什么本质差别，汉族西来说恰证明他们的想法，说明汉族同样富有欧洲民族的“种姓”
，完全有能力在优胜劣败的种族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
刘师培且借鉴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视汉族之民为“百姓”
，“乃贵族及公民也”
，异族之民为“黎民”
，“乃贱民及奴隶也”
[34]；并把历史上的强盛归功于“百姓”
，衰弱归咎于“黎民”
。
这种华夷观具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色彩，显然是服务于当时排满斗争的需要。
从学理上讲，拉克伯里的理论是通过尊重和信任中国古典经籍的途径来实现的，他大量征引被今文家斥之为无稽的古典经籍尤其孔子之前的经籍，并给予这些经籍中国人看来具有西方科学性的肯定意义，这无疑是站在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
之说的对立面。
他还反对今文家强调孔子地位的态度，同意古文家对孔子的基本估计。
[35]这些因素无疑对属古文家阵营、从中学出发吸纳西学的刘师培、章太炎颇具吸引力，使他们将拉氏视为同道，并通过征引其说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学术立场。
另外，相信汉人和中国文化自西方迁入，中国制度、思想自古与西方相合，也为他们所倡导的东西方历史类比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为学术上的中西互释开辟了道路。
所以，尽管这种西来说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还是有多方面作用和意义的，不可一概抹杀。
刘师培用以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西方学说还有“地理环境决定论”
。
20世纪初，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在中国风行一时。
该理论的代表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拉采尔等人的著述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不仅弥漫整个地理学界，而且侵入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
[36]国粹派学人同样热衷于以这种理论解说中国历史现象。
刘师培在辨析中国古代学术源流时，赖以申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便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但他征引此论并非采自孟德斯鸠等几位代表者的著述，而是从德国人那特硁的《政治学》一书中获取。
那特硁曾言：
生山谷者，其自由之精神坚忍而不拔；生海滨者，其自由之精神锐进而易化。
[37]
并以此来论证古罗马民主政治。
刘师培从那特硁的类似言论中得到启发，认为东周以降，中国学术日分南北，北方之学“发源于山国之地也”
，南方之学“发源于泽国之地也”
，因山地、泽国之别而各异其趣。
[38]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莫不如此。
当然，刘师培也并非将地理条件绝对化，他也曾指出，随着学者间的交流增加，南北学派之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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