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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主导研究方式主要是“描述并介入‘文本’和‘话语’（即文化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内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以复制、抗争乃至改造现存的权力结构”
[24]。
换言之，也就是文学理论走向了“文化研究”
。
然而，为什么这种文化研究的研究方式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传播开来？原因恐怕也比较复杂。
从小处看，这是由于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文学的实际存在方式，人们需要改变理解文学的方式，一如上述将文学视为“文本”
，而与这种“文本”
观相契合的正是批评理论文化研究。
从大处说，这种方式恐怕切合了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与、理解这种转型的途径。
有学者因此不无道理地指出：“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兴盛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限于文论内部的一种自我逻辑发展，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与文论发展的内在需要共同促成的。”
[25]
第三，研究的目的不再是建设内在的心灵世界，而是理解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世界。
内在的心灵世界被指具有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理想主义的嫌疑，其所表征的也正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局限。
在世俗化时代，它们不是被证明为虚幻，就是被指认为需要被“转换”
。
例如，我们不再以建构能体验生死、偶然、命运、宇宙感等个体形而上学的人格形态为能事，而以建构对话、合作、分享、交往等外向实践型的人格形态为旨归。
不妨说，从以建设内在的心灵世界为重转换到以注重理解外部世界为主，抑或就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启蒙意味。
[26]
这种转换还使得文学理论研究不以对文本、受教育者、其他研究者的“立法”
指导为指向，而以与文本、受教育者、其他研究者共同攀谈和“阐释”
这个外在世界为旨趣。
20世纪90年代，不少学人进行了这种转换。
比如，有学人指出了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学术研究之于沟通、对话的重要性。
[27]又如，有学人指出，面对大众文化文本，知识阶层要调整身份：“一方面置身其中，促进其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又超乎其外，积极建构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
[28]另有学人，如王一川，则提出了文学理论的修辞学美学诗学构想，认为要从启蒙走向沟通。
[29]这些都可谓较早地实践了文学理论的这种转换。
而之所以发生这种转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大众文化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趣味。
这种精神趣味，在我们看来就是公共性精神趣味。
所谓“公共性精神趣味”
，结合阿伦特的看法，我们不妨认为，它是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精神认同，是一种具有可见性、世界性特点的精神形态。
它表明每个个体都能够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用言说、行动等可见的方式凸显个体性，并因此获取一种超越但不取消其私人生活的、有尊严的公共性存在。
[30]大众文化时代的公共性精神趣味使得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越来越世俗化、公共化了，也正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较为看重其与公共领域关联的知识合法性。
具体而言，文学理论研究有了更为切实的目的，那就是要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之中。
大多数研究者希望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来推动大众文化文学朝着更为公共性的方向发展，既而让这个世俗的现实社会变得更为自由、平等、公正。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意味着此前的文学理论就没有自由、平等、公正的诉求。
只是，此前这些诉求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中的建构，表现出远离尘世和疏远政治的旨趣，是以退为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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