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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诉求还非常有“共识”
，一如有学人所言及的新时期的“个人共识”
，即强调个人主体、个人解放乃文化的中心议题。
[31]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则更为具体，更强调落到实处的建设，因此，它的研究也就更加语境化和分析化。
由于不同学人对这种自由、平等、公正的理解判然有别，因此他们更多地表现出分化，所谓的新时期共识几近消失。
这也正是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同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80年代之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目的的异同以及这种异同之下的学术新图景。
20世纪90年代的“大文学理论”
关注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通过其强劲的“新意识形态”
能力塑造这个社会的结构，因而引发了诸多进行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这其中所暗含的正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利益诉求。
而这种目的和利益诉求，无疑因为大众文化发生了转换。
“大文学理论”
更多不是分析大众文化如何审美，而是爆破其隐含了怎样的权力，表征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具体的社会机制和语境使得某种文化成为大众文化，等等。
通过这种研究，我们既有可能找到大众文化的症候，也有可能爆破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既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变得更合乎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性价值。
这样的研究也是为了获得一种更为切合语境的人文关怀。
所以它并非如有些学者所指陈的那样“缺乏了人文的关怀”
[32]。
当然，这与此前的文学理论更多地局限在文本和审美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一是“大文学理论”
扩大了阐释的视域，将文本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视为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互证与互释的关系。
因此，这并不意味着被研究的文本只有依附地位，是“附属物”
[33]，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自主性。
毋宁说，它只是不认为文本是完全区隔的，不主张意义价值没有公共性。
二是“大文学理论”
不以区分出文本的好坏高低作为最终的目的，不以审美判断作为文本评价的旨趣和标准。
它的最终目的更多的是解释一种文本为什么会如此。
但是，这并不排斥文学理论的审美追求，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它的审美追求较为隐蔽和间接。
一方面，它往往将一种好的审美、理想的审美有意无意地作为评判的参照物，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将这种好坏予以必要的悬置。
另一方面，它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一种好的审美、理想的审美不能在某一文本及其语境中存在。
这样它又间接地回答了审美的高低好坏的问题。
如果这样来理解，恐怕就不能说审美因素“被排除、榨干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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