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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的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并非从古代继承而来，而是10世纪到11世纪兴起的。
西欧的新城市首先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发展起来，那里既有古代手工业与商业的良好基础，又适于同东方进行贸易往来。
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就是首批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城市，这些新城市虽然兴起较晚，但发展却非常迅速，市民争取城市自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中获得了自治权，建立起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共和制是与传统的世袭君主制背道而驰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
到12世纪，意大利的北部各主要城市几乎普遍采用了这种共和自治的政府形式。
这种制度给这些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在法律上它们仍然被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属。
历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皇帝）都竭力要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北意大利地区，北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则针锋相对，为保护自己的独立而战。
在反对帝国干涉的过程中，关于政治“自由”
的观念发展起来，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共和制城市有权使自己的政治生活摆脱任何外来干涉，即肯定自己的主权；第二，共和制城市也有相应的权利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管理内部事务，即捍卫业已存在的共和制度。
在意大利北方城市与神圣罗马帝国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教皇一直是它们的主要盟友，但这些城市很快就想到这种联盟存在的危险，这就是教皇自己开始觊觎北意大利地区的统治权力。
到13世纪末，教皇已经成功地获得了直接统治意大利中部广大地区的世俗权力，在北意大利地区大多数重要的城市内，教皇的权势也炙手可热。
面对教皇的咄咄逼人之势，一些城市开始反击。
1266年帕多瓦城市当局因当地教皇拒绝纳税而与其发生严重争执，1282年该城教职人员实际上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佛罗伦萨1285年宣布不承认教会法庭的审判权和僧侣的豁免权。
为对抗教廷，方法之一就是抬出皇帝与教皇抗衡，亦即只需向帝国做出让步，承认北意大利确系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便可论证教皇并非北意大利的合法统治者。
在14世纪初，这是一个极有**力的政治策略。
因此，这种策略为当时的一些政治家所津津乐道。
例如，但丁就极力支持皇帝以对抗教皇，他在《论世界帝国》（约写于1309—1313年）中要求人们把皇帝看作唯一能够消弭党争、带来和平的统一力量。
他要求帝国的权威应独立于教会的权威，而不为后者所制约。
当时抬出皇帝只是权宜之计，所以一向为其自由而骄傲的城市共和国不可能将但丁的建议看作救世良方。
虽然城市能够以此来否定教皇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权力，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再次被打上神圣罗马帝国臣属的印证。
显然，这些城市共和国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理论，运用它既能够为自己独立于教会的自由辩护，而又不至于再将自由拱手交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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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共和国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危机。
从13世纪开始，由于商业的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显赫一时，但这些新贵在由名门望族所牢牢把持的城市议会中却没有发言权，他们极力谋求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组织自己的议会向旧议会发出挑战。
新贵的议会，1250年在卢卡和佛罗伦萨建立，1262年在锡耶纳建立，不久在大多数重要城市中纷纷出现。
这样，共和国内部的党派斗争越演越烈，但丁被流放也是内部党争所致，结果使共和制受到侵蚀。
到13世纪末，绝大多数城市被内部党争弄得四分五裂，乃至不得不抛弃共和政体，去接受单独一位“首领”
（signore）的统一的和强有力的强权统治，以此来取代混乱不堪、暴力冲突不断的“自由”
状态，打着使城市获得更多秩序与和平的旗号，由自由政权转向专制政权。
有人认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自由的光焰”
只是可悲的昙花一现。
随着首领的登台、专制政权的建立，一种新式的政治理论便应运而生，它以歌功颂德的方式，将首领吹捧为统一与和平的使者，认为专制政权较共和政权要稳定得多，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宁静，和平的价值远高于自由等。
到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许多的地方性君主国。
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倒向了专制主义，有些城市坚决捍卫共和制政权，佛罗伦萨就属其中的中流砥柱。
捍卫共和的行动伴随着一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展，这种体系崛起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到15世纪初则发展为“市民人文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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