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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有为”
原则被抛弃，退隐生活受到青睐。
对于市民人文主义者如布鲁尼等人而言，“有为”
或参与市政事务的观念反映了人类生活最理想的境界。
然而，在君主制下，15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政治的兴趣日益被人们认为是低级的，甚至是粗俗的思想愿望。
对于皮科、费奇诺和15世纪后期以后的其他主要哲学家来说，休闲自适或退隐沉思的生活是最值得向往的，学术远离了政治，学术不再为政治的纯粹和升华做实质性的贡献，剩下的只是闭门静思或为君主服务，公民个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热情被压抑了。
人文主义者皮科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中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态度，他在书中不断嘲讽那些为了“利益和野心”
不顾一切的人，并夸耀自己已“摒弃了对私人与公共事务的一切兴趣”
，使自己“完全处于沉思的闲暇中”
。
拋弃“有为”
原则所引起的一个更根本的后果是，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政府事务这种观念似乎终于消失。
积极进取的市民人文主义精神已风采不再，市民人文主义衰落了。
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大大减少了。
第三，君主形象受到关注，涌现出一批专门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写作的学者。
早期的市民人文主义者在写作时包括在写作教育著述时，一般以共和制为背景，向全体公民提出忠告和劝诫，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写作时总是预先设定一个君主统治的背景，如马基雅弗利和帕特里齐，他们本人明显地倾向于共和制，但在写作时却总是以君主制为背景。
结果便是，过去受重视的作为公民的个人形象被忽视，而集中注意威严且更有影响的君主形象。
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写作并不是始于16世纪，早在1394—1405年弗吉里奥就写了未完成稿《论君主》，此后不久，米兰的人文主义者为米兰君主写了一系列歌颂君主统治功绩的颂词。
但这些在当时并不十分突出。
只是到了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这类颂词和献策著作的出现才达到**。
例如，萨奇（1421—1481年）在1471年为曼图亚的一位贡查加公爵写了《论君主》的短文；庞达诺（GiovanniPontano，1426—1503年）1468年把一篇论君主的文章呈献给那不勒斯国王；迪奥梅德·卡拉法（1407—1487年）在15世纪80年代为那不勒斯国王写了关于“优秀君主的职责”
的文章；帕特里齐在16世纪20年代将其精心之作《王国与国王的教育》献给教皇西克图斯四世。
在献策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马基雅弗利于1513年年底写成的《君主论》，本章第三节会对其予以分析。
文人学者为何要写这类著作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获得君主的赏识，进而获取一个职位。
如庞达诺就是因为他写了论君主的文章才引起了那不勒斯国王的注意并进而受重用达20年之久。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写就约2年后将之题献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实为一种自荐的方式，意欲获得一个政府职位。
这些关于君主的著述，它们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君主应具有哪些素质？如何培养教育君主？而这正是教育问题。
第四，与君主时代的来临相一致，一些为廷臣而写的文章开始出现，这些文章旨在指导廷臣去获得适当的教育，克制自己的言行和妥善处理与君主的关系，如卡拉法写过有关“完美的廷臣”
的短文。
这类著作中最有名最具影响的是卡斯底格朗于16世纪初写的《宫廷人物》，本章第二节将会对之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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