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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黄治先是我还是别人？就像庄子问到底我是蝴蝶还是蝴蝶是我？这种自我的迷失，自我的怀疑，比较符合我当时创作的理想。
当然，有些评论家说情节太弱，很多背景细节的点缀也同主题没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主题不一定是思想，不能那样狭窄地理解。
一种氛围情调也是能传达主题的，一种主题也可以是感觉性的。
又有批评家说，《归去来》里有楚文化的因子。
其实这也很难说。
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并不能完全割断。
施叔青：你提到庄周梦蝶的启发。
我注意到有一篇评论却认为，《归去来》对自我的游离，是在大陆开“魔幻主义的先河”
。
究竟得益于庄周的启发，还是得到马尔克斯的营养？到底是土还是洋？
韩少功：神话不是拉美文学的专利品吧？中国也有很多神话，我无非在作品当中吸收了神幻的因素。
其实，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感受。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种体验：我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无端地觉得那里很熟悉，好像我来过那里。
这些感觉真实存在于生活之中，未必也是来自拉美？也是什么“洋”
货？好比西医里有胃病理论，有心脏病理论，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洋货”
，但不能说中国人以前就没有胃病和心脏病吧？
施叔青：《归去来》注重氛围的营造，感性浓，比起理性很强的《爸爸爸》极为不同；后者像是以文学形式来演绎一种哲学思想或是文化观。
你自己说《爸爸爸》的主题是要“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弱”
，构思过程中是否主题先行？然后再把题材和细节套进去？
韩少功：我的创作中两种情况都有，一种先有意念，为了表现它，再去找适当的材料和舞台。
另一种情况更多见，是先有材料，先有感觉和兴趣，包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冲动，然后在写作过程中来看这块材料如何剪裁，也许能剪裁出一个大致意向。
在写过早期的“问题小说”
以后，我自觉理性在很多时候帮倒忙，但也不否认，有时候能从理性思维受益。
《爸爸爸》的情况是先有素材，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就是我下乡时邻居的小孩，是有生活原型的，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吃枪头肉”
那一段，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文革”
时湖南道县的一些农民就杀了一万多人，就是这样吃过人肉。
在写作过程中，理性思考当然不完全是稍息，我并不相信那种“自动写作”
的说法，作家“鬼画符”
的事情不大可能吧？在《爸爸爸》里，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把裁缝和他的儿子写成一个保守派、一个改革派，都包含了我的思考和设计。
施叔青：《爸爸爸》主题的多义性，比起你早期《月兰》一类单义性的小说，其深刻程度和多面性的特点很突出。
“文革”
时期的主题先行、主题鲜明、人物单面，其实是很违反真实人性的。
刚才你提到构思过程有理性的干预，动笔创作的时候呢？是一种含混的、说不清的情绪在推动，还是步步为营式的理性设计不时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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