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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三个面向”
题词发表后，他深入上海调研；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他走遍了东西部地区，特别是到西部贫困地区调研。
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召开座谈会，下到基层去看学校，听取意见。
他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贫困地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发展教育事业，必须与当地“脱贫致富”
结合起来。
为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推广素质教育，1989年承先同志与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王明达组织了一个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对策小组，多次邀请我参加会议。
1984年他建立了山东烟台教改实验区。
1997年9月在烟台召开了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82岁高龄的他在会上作了烟台实验区的工作报告，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在接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工作以后，建立教改实验区，就是继承他的思想和工作。
承先同志十分重视青年学者的培养。
中国教育学会各种学术会议的讲台往往被知名的学者所占据，青年学者很难有机会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他们迫切要求成立一个组织，有自己的讲台。
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形势下，有的领导不放心。
承先同志却很开明，有远见，认为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们，因此派我联系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我每年主持一次中青年教育理论研讨会，团结了全国一大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1993年，中国教育学会批准成立了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
承先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总算圆满完成了。
这批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现在都成了科研机构和师范大学的骨干，担任着院长、校长等职务，为繁荣我国教育科学做出了贡献。
承先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
他是教育界的领导，但他从不盛气凌人，总是虚心倾听不同的意见。
在讨论新时期教育方针表述时，有的同志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提出质疑。
承先同志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不是简单地否定别人的意见，更不是批判，而是指示在《中国教育学刊》上发表文章，引导大家讨论。
我和承先同志的较多接触是从编写《教育大辞典》开始的。
1984年一次开会期间，时任承先同志秘书的郭永福对我说，承先同志想为教师编一部教育辞典，希望我能参加，我当时就答应了。
1985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学术年会，承先会长和吕型伟副会长找我，要我担任《教育大辞典》的主编。
当时我很惊讶，原以为是做承先同志的助手，帮助他编纂这部大辞典，不料要我来担任主编。
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建议还是由承先同志任主编，或者由刘佛年副会长担任，我来协助。
那天刘佛年教授也参加了，他们一致要我来承担这项工作，我再三推辞。
但是他们情真意切，说他们都年事已高，这项工程浩大，需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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